毛主席曾評價劉伯承元帥“生不願稱王，死不願封萬戶侯，劉伯承是共產黨人楷模”。劉帥對毛主席是敬重和佩服的，多次公開表示“我這一生如果有一點點成就，那就是主席和黨給的”。既然互相給予如此評價，那麼，為什麼紅軍時期劉帥曾投票解除毛主席軍事指揮權呢？兩人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如果對這個話題感興趣，還請各位幫忙“長按2秒點贊按鈕”來個強烈點贊。並且“關注”一下，以後常來，不迷路。

寧都會議，劉帥贊成解除毛主席軍權始末

1932年10月，為了應對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發動的第四次圍剿，黨中央在江西寧都召開了一次軍事作戰會議，制定下一步“反圍剿”的作戰計劃。蔣介石的意圖很明顯，此前的第三次圍剿作戰中，國民黨軍隊在鄂豫皖地區損失3萬餘兵力，已經威脅到重要城市安全。

1932年6月，黨中央得到訊息，蔣介石正在收攏兵力，意圖先以兵力和武器優勢，一舉拿下鄂豫皖根據地，之後繼續向中央蘇區進行防禦性進攻，消耗紅軍的有生力量。我方得到訊息後，立即在興國組織軍事會議上任命毛主席為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負責漳州地區紅軍隊伍北上協助作戰的任務。

毛主席、周總理、朱老總、王稼祥等人在指揮隊伍北上的作戰中，取得了明顯的成績，先後取得了多個城鎮作戰的勝利，擴大了中共蘇區影響範圍。不久後，以毛主席為主的前線軍事指揮組和蘇區中央局在作戰方針上出現了分歧。

北上紅軍在取得六安、寧化等四城的作戰勝利後，隊伍來到了南城城郊。中央蘇區認為，現在應該乘勝追擊，一舉拿下南城的控制權，同時還要在勝利後，以分兵包圍的方式繼續進軍，震懾或奪取撫州等地的控制權。毛主席等前線指揮則認為，南城防禦工事堅固，易守難攻，此時不如放緩腳步，在周邊城市籌集物資、給群眾做動員，為下一步行動做準備。

雙方都有自己的理由，討論越來越激烈，毛主席等人也曾多次致電中央蘇區，陳述現在不論是攻城還是增援都沒有勝利的把握，不過這些理由並沒有說服中央方面，反而是一直催促前線積極作戰，主動出擊。第四次反圍剿作戰在即，作戰指揮方針還未達成一致，雖然前線方面也對即將到來的戰鬥做出了一定部署，但在策略上依舊沒有得到蘇區的支援。

為了解決當前矛盾，進一步制定作戰指揮計劃，10月初，蘇區中央在江西寧都召開會議，在中央局書記周總理不在場的情況下，進行了激烈的討論。毛主席從實際出發，認為當前情況下，不應該動搖蘇區的軍事力量前往城市地區應敵作戰，而中央則有人認為，毛主席在之前制定的作戰方案上存在消極態度。

中央蘇區提議將毛主席從前線指揮崗位調回後方負責中央政府工作，也就是變相解除軍權。提議一出，立刻遭到了前線軍事指揮委員會的反彈。按照前線周總理和朱老總等人的意思，堅決需要毛主席留在前線，雙方僵持不下，只能進行投票表決。

劉伯承元帥作為黨內領導人，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不過他從蘇聯回國不到一年的時間，對於國內的情況和毛主席還不算了解，對共產國際方面的意見還是抱有一定的認同感，因此在投票環節便隨大流同意將毛主席調回後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不久後，毛主席離開前線回到後方，劉帥則從紅軍學校校長兼政委的的職務直接調到前線擔任總參謀，同周總理等人一同指揮作戰。

劉帥思想轉變，以及對毛主席日益強烈的認同感

劉帥是川軍出身，有著“軍神”之稱，曾領導過軍隊跟隨孫中山先生，並取得了多次作戰勝利，加入共產黨後，又在中央的安排下，前往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進修。寧都會議後，劉帥來到前線，與周總理、朱老總等人一同制定這次作戰計劃，大家決定汲取第三次反圍剿鄂豫皖地區的作戰經驗，不過這項作戰方案也沒有得到中央蘇區的認可。

中央提出新的作戰計劃，他們認為要勇於進攻，進一步威脅撫州、南昌等重要城市，打亂敵人以防守進攻的計劃和部署。此時的劉帥也意識到問題，他對前線的情況有了基本瞭解，認為中央的計劃不適合，但中央依舊堅持，要求前線積極攻城戰鬥，立刻拿下南城。

南城戰役失敗，紅軍遭受損失。前線指揮部只能抓緊調整作戰策略，否則當敵人的增援到達南城後，軍隊將面臨腹背受敵的危險處境。在朱老總和劉帥的帶領下，紅軍方面發起了針對支援部隊的伏擊戰，消耗敵軍有生力量，降低己方損失。

這一戰也就是黃陂戰役，紅軍方面依託密林山地的有利地形，在登仙橋以東地區發起作戰，從2月27日開始到3月1日上午結束，國民黨52師被全殲，59師除一個團的兵力僥倖逃脫外，其餘部隊也遭到了毀滅性打擊。黃陂戰役創下了紅軍歷史上伏擊戰的典型，也證明了伏擊戰、運動戰的正確性。

國民黨作戰失利，很快便組織了大量部隊，決定對蘇區進行規模空前的第五次圍剿。中央得到訊息後，決定再次召開軍事會議，制定第五次反圍剿的作戰計劃。剛到蘇區不久的軍事顧問李德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李德是德國人，曾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是共產國際派來中國的援助和代表，剛開始劉伯承等人都認為，既然李德是共產國際派來的，在指揮作戰方面肯定能力不俗。可在這次會議過後，劉帥開始不確定了，接下來兩人的多次合作中，李德的不切實際越來越嚴重，紙上談兵的架勢也很明顯。

比如面對敵人當前指定的持久戰消耗作戰方式，劉帥等人認為應該以游擊戰和運動戰對敵，而不是直面敵人炮火，正面突臉。但李德等人竟然在關鍵時刻玩起了創新，他們想擺脫保守的作戰方針，希望紅軍可以打陣地戰，與敵人硬碰硬。

（李德）

現在看來，李德等人指揮的不切實際問題很嚴重，國民黨軍隊不管是人數還是裝備上，都佔有很大優勢，正面作戰無疑是最差的選擇。之後的作戰也驗證了這個觀點，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轉移開始長征。

其實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前，劉帥也曾多次向李德等人建議更改作戰方針，但李德堅持認為應該延續之前的策略，甚至還將劉帥調離前線。作戰劣勢依舊未能緩解，毛主席也曾提出意見，但最終都沒有被採納，劉帥也被調到他處擔任參謀長。

經過這些交涉，劉帥真正意識到毛主席思想的正確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是紅軍的重大損失，也是指揮上的嚴重錯誤。之後召開的遵義會議上，劉帥也嚴厲指出了之前錯誤，並選擇支援毛主席正確的指揮路線和恢復其總指揮的地位。這一次，劉帥站在正確的位置，真正認清了中國革命的形勢。

之後的歲月中劉帥始終支援踐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路線，思想發生也與最開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他始終沒有忘記教訓。1945年召開的會議上，劉帥曾對自己之前的盲目行為做了深刻的檢討和反省。

（劉伯承元帥）

其實早在他第一次認識到毛主席指揮思想正確後就曾跟毛主席道歉，但毛主席並沒當回事，還鼓勵劉帥要好好指揮作戰，發揮自己的指揮才能，肯定了劉帥的能力。之後對劉帥也一直秉承著信任的態度，不論是抗日戰爭還是解放戰爭都對其委以重任，直到建國後，劉帥也一直是我軍隊伍中的最高指揮之一。

建國後，毛主席考慮到解放軍部隊的形式，認為建設現代化軍事部隊的首要目標就是培養專業人才，他決定辦一所軍事學校，對於學校的負責人，毛主席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劉帥。

劉帥對於毛主席的安排表示贊同，1950年11月，劉帥帶著毛主席的囑託和希望，前往南京軍事學校任職，在這裡他渡過了7年的時間，培養了一大批國際急需的軍事人才，為解放軍事業的現代化建設和國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劉伯承元帥曾說，他願意在黨的指揮下做毛主席忠實的學生，為中國服務，為人民服務，如果自己去世後能在墓碑上刻下“中國布林什維克”幾個大字，便是對自己一生革命戰鬥事業的最大肯定。劉帥的品格是高尚的，他是我軍最重要的領導之一，是中國的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