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作為一種意音文字 ，它不只是簡單的構詞，如芥子納須彌，可謂一字一乾坤，每個字與詞都凝練了中華文化的哲學與智慧，從字源中更可一窺古代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民俗禮儀等歷史。

《紅樓夢》第119章史太君壽終歸地府中，寫賈母去世，是“聽見賈母喉間略一響動，臉變笑容，竟是去了，享年八十三歲。”

《三國演義》裡，寫荀攸因曹操欲稱魏王，勸誡無效後“憂憤成疾，臥病十數日而卒，亡年五十八歲。”

《水滸傳》中，宋江邀鄆城縣都頭雷橫入夥上梁山，雷橫推辭道：“待小弟送母終年之後，卻來相投。”

同樣是表意去世，咱們就有“享年”、“終年”、“存年”、“得年”、“卒年”、“亡年”等諸般說法。這些遣詞或敬語，是嚴肅根據死者的身份來使用的，若是在禮教嚴格的封建社會，用錯了可不是鬧笑話這麼簡單。

為什麼一個簡單的措辭會有這麼多講究？這就要從中國古代的喪葬禮俗來理解了。

儒家五禮 ：凶禮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形成了以孔子、老子、墨子、韓非子為代表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四大哲學體系。

到漢武帝時期，推行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理念，自此儒家文化成為了後世歷代所尊崇的正統思想。

眾所周知，儒家重視五倫與家族倫理，提倡仁、義、禮、智、信。儒學脫胎於周朝禮樂傳統，我們形容一個文明的社會秩序紊亂，常用“禮崩樂壞”來形容，“禮”是構建一個和諧社會秩序的根本，所以咱們中華民族才自稱為“禮儀之邦”。

錢穆先生在《一堂中國文化課》中就說過：

“當禮被延伸的時候，家族就形成了，禮的適用範圍再擴大就成了“民族”。中國人之所以成為民族，因為禮為全中國人民樹立了社會關係準則。”

孔子說：“不學禮，無以立。”儒家五禮中，包括了：吉、兇、賓、軍、嘉。

吉——對天神、地祇、人鬼的祭祀之禮；

兇——跟殯葬、天災有關的哀悼之禮；

賓——朝聘邦國、接待賓客之禮；

軍——軍旅操演、征伐之禮；

嘉——冠婚賀慶、敦睦宗親之禮。

本文要講的就是“凶禮”。凶禮又細分為五類：“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兇札，以吊禮哀禍災，以檜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

其中的喪禮，與民間宗法制關係最密切，所以儘管經歷了新文化運動，至今尚能較為完整地保留下來基本的禮俗結構。

一套完整的的喪禮，大體包括了棺殮、發訃、設靈、開弔、奠祭、入葬的步驟。

而“發訃”，是喪‬葬禮俗中比較重要的禮節。訃，就是報喪。在封建君權社會，不同等級的人，死的稱法也各不相同，《禮記·曲理下》中就有詳細的記載：“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而支撐等級制度的三綱五常，也是的訃告內敬詞各不相同的原因。

報喪之禮：訃告

無論是帝王將相，還是市井鄉民，亡者壽終之後，都需要對外訃告通知，告知開弔下葬的日期。尤其是帝王崩後，要遣使告喪天下，往往會引發帝國內外的權力鬥爭。比如秦始皇東巡時客死於沙丘，權臣趙高與李斯便故意秘不發喪，扶胡亥繼位。

清光緒帝出殯

對於平民來說，報喪的形式順應了民間傳承的習慣，發訃分為書面和口頭兩種，普通人家通常是口頭傳達，陳忠實的《白鹿原》，便是對民間宗法文化的重現。白鹿村族長白嘉軒的父親白秉德去世時，便是口頭髮訃，“派出四個近門子的族裡人，按東南西北四路分頭去給親戚友好報喪”。

書香門第、官宦世家的，會選擇以訃告的形式通知親朋好友。民國時期的報紙上，經常有花錢刊登訃告的。在張愛玲小說《封鎖》中，提到男主呂宗楨買的包子被報紙裹著，印著訃告的鉛字印在了包子皮上。

如果是手寫訃告，所用的紙張只能使用黃色和白色。長輩之喪用白色的紙，幼輩之喪則用黃色，紙張四周有表示哀悼的黑色邊框。

上圖是一張民國時期的訃告，因為年代久遠，白色的紙張已經泛黃，四周有黑邊。顯妣，是對亡母的敬稱，舊時男喪稱作“正寢”，女喪則稱“內寢”，所以訃文中說的是壽終內寢。訃貼是從晚輩的角度告哀，因此用了“享壽”一詞，表示尊敬。

享壽，可以理解為壽終、享年。透過這則訃告，我們能夠認識到，“享年”一詞，是對長輩去世的用字措辭。

前幾天是金庸先生逝世三週年，2018年10月30日金老去世，媒體對此報道是：武俠小說泰斗金庸先生逝世，享年‬九十四‬歲‬。作為‬當代‬武俠‬小說的‬開山‬式‬作家‬，他‬的‬作品‬影響了‬幾代人‬，對他的‬離去‬自然‬心懷‬敬意‬，訃文‬中‬用‬“享年‬”，體現‬了對‬金老‬的‬尊重和緬懷。

享年是訃文中的敬辭，通常用於五十歲以上的亡者，一是對社會有功績與貢獻的德高望重之人，二是用於晚輩對長輩的尊重。

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之一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裡，主人公的父親四十五歲過世，訃聞用了“春秋四十五歲”，對此主人公的解釋是：

“四十五歲，只怕不便寫作‘享壽’；有人用的是‘享年’兩個字。侄兒想去，年是說不著享的；若說那‘得年’、‘存年’，這又是長輩出面的口氣。侄兒從前看見古時的墓誌碑銘，多有用‘春秋’兩個字的，所以借來用用，倒覺得籠統些，又大方。”

從這段話可知，得年、存年的訃文措辭，是用於長輩對幼輩，相同意思的，還有疾終，也是長輩角度的措辭。

除了這些嚴格指代的具名，還有一些中性詞表示死亡。比如終年、亡年、卒年。

香港演員廖啟智病逝，媒體發訃資訊所用的措辭，便是“終年”。終即死亡，陳述生命狀態，不帶有褒義和貶義。

終是個形聲字，它的本字是“冬”，甲骨文形態，似一根繩索兩頭打結，表達終結的意思，“終年”，生命終結的年紀，用在訃告裡，適用於各個年齡的逝者，比較寬泛，也不容易出錯。

倘若非壽終正寢，逝者是非正常死亡‬的年齡，則‬用‬歿年。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足可見古人對於喪葬禮俗的尊崇重視。賦予死亡以儀式感和精神意義，並非是封建文化糟粕，而是敦化風俗，培養愛敬之情、‬安立世道人心。

傳承優秀的經典文化，慎終追遠，是現代人需要重視的課題。

寫在最後

《禮記》有云：“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隨著時代的發展，繁冗的儀式雖已不太適用於現今的社會結構與生活方式，但去蕪存菁，我們透過老祖宗的文化習俗，看到的是“禮”的核心價值觀，不忘來處，才能做到如朱子所言的“民德歸厚”。

看似簡單的“享年”與“終年”的措辭問題，其實映見了實用主義的現代思潮下，人們對於民俗傳統的認知弱化和偏見，數千年的禮樂文明，需要我們寬容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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