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自安史之亂後，版圖日益縮小，難以為繼。歷代皇帝在登基之初都有志於中興，但皆未能如願。唐憲宗曾一度討平藩鎮，樹立起了中央的權威，但他晚年迷戀僧道，無力興復河湟失地，只能任其被吐蕃所蠶食。之後唐穆宗和他的三個兒子相繼登上皇位，都不能有所作為，只有小兒子唐武宗在名相李德裕的輔佐下，擊退回鶻、平定昭義，實現了短暫的“會昌中興”。

會昌六年，唐武宗誤食仙丹，暴崩於大明宮中。宦官們廢掉了武宗的兒子，改立他的叔叔李忱為皇帝，是為唐宣宗。唐宣宗是唐朝的倒數第五位皇帝，在他統治的十四年裡，朝野相安無事、天下太平。而在他駕崩的那年，裘甫發動了浙東農民起義，接著就出現了黃巢之亂、藩鎮割據乃至五代十國等重大變局，一直到北宋建立之後，才結束了長達百年的殘唐五代史。所以，生活在五代的人大多都很懷念唐宣宗，在他們的筆下，唐宣宗被描繪成了英明的帝王，獲得“小太宗”的美譽。但是，真實的歷史並非如此。

唐宣宗（810年-859年），年號“大中”

被《舊唐書》美化了的唐宣宗

《舊唐書•宣宗紀》的末尾，史官寫了一大段讚美唐宣宗的話，聲稱“當時以大中之政有貞觀之風焉”，認為時人將唐宣宗統治的時代與貞觀之治相媲美。《舊唐書》的史官還寫道：“臣嘗聞黎老言大中故事，獻文皇帝器識深遠，久歷艱難，備知人間疾苦。”可知唐宣宗的明君形象是唐朝“黎老”們描繪出來的，他們認為宣宗有諸多奉獻：

第一、唐宣宗時代結束了“中人擅權”和“豪右窮民”的弊政。在大中年間，那些搜刮百姓的富豪都自覺收斂，上下官員皆謹守法度，就連宦官也不敢專橫跋扈。宣宗時代，唐朝還收復了河湟之地，版圖重新擴大。在史官看來，那十四年真是“頌聲載路”，他們說：“臣常接鹹通耆老，言恭惠皇帝故事。當大中時，四海承平，百職修舉，中外無粃政，府庫有餘貲，年穀屢登，封疆無擾”，簡直是太平盛世；

第二、唐宣宗具有美好的私德，他勤儉節約，在宮中常穿清洗過多次的舊衣服，日常吃飯也只用幾個碗盤而已。只要當年發生了饑荒，宣宗就會憂形於色，十分地關心民生；他十分愛護妃子與宮女，每當她們生病，宣宗都為其延請名醫，並且親自“袖金賜之”，告誡醫生說：“勿令敕使知，謂予私於侍者。”可見他能夠公私分明；

第三、唐宣宗非常勤政，君臣之間能夠和諧共處。《舊唐書》說唐宣宗“與群臣言，儼然煦接，如待賓僚，或有所陳聞，虛襟聽納。”非常地尊重大臣們的意見。他不愛慕虛榮，不刻意顯擺；

最後，《舊唐書》認為唐宣宗“帝道皇猷，始終無缺，雖漢文、景不足過也。惜乎簡藉遺落，舊事十無三四，吮墨揮翰，有所慊然。”在史官看來，唐朝衰敗的禍首應是唐懿宗，而非其父唐宣宗，但因“簡藉遺落”，史料缺少，所以無法展開詳細議論。

興復河湟

唐宣宗真的英明之君嗎？

可是，《舊唐書》關於唐宣宗的史料是存在疑問的。《舊五代史》說唐朝末年因遭遇兵亂，所以武宗會昌年後的《實錄》全部都失傳了；為了重修《舊唐書》，五代的朝廷才下令史官到民間採訪故老、記錄傳聞、收集資料，以便補充唐朝最後50年的歷史。可見，關於唐宣宗的史料並非出自第一手，不是當時人所記錄下來的東西，而是後人追憶的材料。後人在追憶歷史的過程中，常會有美化的傾向。例如《清史稿》多出自滿清遺老之手，他們懷有一種偏私的故國情懷，把清朝寫得偉大光榮正確，而革命黨卻被汙衊為“叛賊”，辛亥革命在書中被寫為“甲寅，革命黨謀亂於武昌，事覺，捕三十二人，誅劉汝夔等三人”等等。

顯然，根據唐朝遺老來書寫的唐朝歷史是不可靠的，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說：

“小說載宣宗之政，琅琅乎其言之，皆治象也，溫公亟取之登之於策，若有餘美焉。自知治者觀之，則皆亡國之符也。”

如果我們撇開史官的溢美之詞，單單考察史料中的客觀部分，就會知道《舊唐書》所描繪的大中之政，並非“治象”，而是“亡國之符”，是亂世之前的衰世！

首先，李德裕是會昌中興的奠基人，是一名能夠與姚崇、宋璟比肩的名相。在他的強力推動下，宦官勢力受到了壓制，宰相能夠行使職權，治國理政。唐宣宗則依靠宦官的擁護而得以繼位，所以他對位高權重的李德裕非常忌憚，曾說：“（德裕）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淅。”然而李德裕並不像梁翼、周勃那樣跋扈，也沒有霍光廢立君主的大權，宣宗之所以感到“毛髮灑淅”，只是因為自己非法繼位，擔心不被宰相認可而已。為此，他不惜以莫須有的罪名罷黜了李德裕，將其貶死於崖州。在武宗與德裕相繼離世之後，會昌中興也就結束了，而宦官的勢力必然重新崛起。李德裕退出政壇標誌著相權的衰落，當週墀將要入朝為相時，韋澳就告誡他說：“願公無權。”認為宣宗將要搞一人獨治，宰相最好“斂衽廟堂上”，以免引來猜忌。這樣，武宗與李德裕君臣共治的模式讓位給了宣宗的一人獨治，因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獨治不可能真正實現，所以皇帝又會允許宦官干政，故而王夫之說：“唐之亡亡於宦官，自此決矣。”

其次，史官說唐宣宗結束了“中人擅權”的局面，但事實並非如此。《新唐書·韋澳傳》記載，唐宣宗曾私底下召見韋澳，對他說：““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何如？”

韋澳回答說：“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

宣宗不以為然，閉目搖首道：“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謂策將安在！”認為宦官的權勢依然很強，需要想辦法對付。

於是，韋澳說：“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

宣宗說：“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黃、衣綠至衣緋，皆感恩，才衣紫則相與為一矣！”

可見此時的宦官已經結為一體，就連皇帝都拿他們毫無辦法了。

唐宣宗未能解決宦官掌握兵權，廢立皇帝的問題

宣宗日夜與大臣謀誅宦官，同時又猜忌大臣掌權過重，經常將奏疏洩露給宦官知道，使得唐末的“南北司之爭”愈演愈烈。宣宗非但沒有剔除宦官干政這一毒瘤，而且自己也深受其害，在他駕崩之時，宦官們就擅自更改了他的遺詔，另立懿宗為嗣，使得國是日非。

最後，唐宣宗的時候國家並未真正的富強。河湟地區雖然光復了，但那只是表面形象而已。《新唐書》說河湟十一州雖名義上歸於唐朝，但“宣、懿德微，不暇疆理，惟名存有司而已”，朝廷既不向當地派官員，不駐軍，也不從當地徵收賦稅，主權關係很模糊。就連小說家蔡東藩都在《唐史演義》中質疑說：

“觀宣宗之復河隴......豈不足雪累朝之恥，副萬民之望？......然版籍徒隸強藩，田稅未歸司計，有克復之名，無克復之實......即如大中政治，亦不過粉飾承平，瑜不掩瑕，功難補過。”

其次，《新唐書•食貨志》說：

“宣宗既復河、湟，天下兩稅、榷酒茶鹽錢，歲入九百二十二萬緡，歲之常費率少三百餘萬，有司遠取後年乃濟。”

原來，所謂的“大中盛世”是一個入不敷出、饑荒的“盛世”。宣宗統治的十四年裡，既無需對外征戰，又無需對內平叛，每年卻還是產生巨大的開支，這與關於他節儉的傳說極不相符合。

為什麼說“唐之亡，實亡於宣宗”？

《明史》有言：“明之亡，實亡於神宗”。明神宗長期不立太子，蓄疑群臣，賢奸雜用，又開徵礦稅、橫徵暴斂，所以在他的孫子們當皇帝時，就發生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類似的，唐宣宗也長期不立太子，猜忌群臣，還把稅收加徵到了後年。在他的孫子唐僖宗和唐昭宗統治之時，大唐也果然發生了王黃之亂。

在唐宣宗之前，唐朝即使遭遇了安史之亂、奉天之難、三鎮割據等變亂，但作亂的始終是上層貴族和將領，而非下層的平民百姓。當安祿山佔領中原之時，江東父老們依然向遠在西部的唐朝官軍輸送物資，支援平叛；第五琦、劉晏、韓滉等人才能夠透過漕運來解除朝廷之憂。所以王夫之說：

“安、史作逆以後，河北亂、淄青亂、朔方亂、汴宋亂、山南亂、涇原亂、淮西亂、河東亂、澤潞亂，而唐終不傾者，東南為之根本也。”

就在唐宣宗統治的時期，底層百姓卻開始叛亂，決定要推翻唐王朝了：大中九年，浙東發生兵變，東南地區不再太平；三年之後，嶺南、湖南、江西、宣州都發生叛亂，唐朝的官吏被驅逐；大中十三年，就在唐宣宗病困於龍床之上的時候，唐朝第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爆發了——以買賣私鹽為業的裘甫率領百餘農民起義，攻克象山，屢次擊敗官軍，導致天下震動。直到宣宗駕崩，叛亂始終未被平息。這場農民起義是黃巢起義的前奏，標誌著大唐帝國已經步入了黃昏。

唐宣宗統治時期的大中之治實際上就是“衰世”，龔自珍說：“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但它始終不是治世。衰世之下，“人心混混而無口過”，這並非是人們滿意於世道，沒有抱怨之聲，而是因他們飽受壓迫，只能道路以目；衰世之下，“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這並非是因天下太平而導致英雄無用武之地，而是因為權貴壟斷、階層固化，使得黃巢只能感嘆“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欄干看落暉”；衰世之下，各種矛盾暫時被壓服，宦官收斂了、藩鎮老實了、豪右低調了，然而一等到矛盾集中爆發的那天，他們又會粉墨登場，共同將衰世激化成亂世。

其實，唐宣宗的時候就已經有人意識到了那個時代的特徵，只是迫於壓力不敢公開指出而已——王夫之說：“宣宗之世，上方津津然自以為治也。而韋澳謂其甥柳玭曰：‘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皆吾曹貪名位所致耳。’”——宣宗在上面誇口盛世，群臣為了官俸名位而隨聲應承，自然沒有人能意識到“時事浸不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