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斯人已逝，爭議猶存。李澤厚在他的名篇《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提出“救亡壓倒啟蒙”說，並對思想界產生較大影響，自由主義思潮借新啟蒙敘事興盛起來。本文是1990年的舊作，對李澤厚的新啟蒙說提出不同看法，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李澤厚
李澤厚同志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第一篇《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以下簡稱《啟蒙與救亡》)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即“救亡壓倒啟蒙”說。他要論證這一觀點，就必須從根本上曲解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性質，否則，這一全面顛倒中國現代歷史的論點是無從說起的。那麼，李澤厚是怎樣曲解五四新文化運動性質的呢?
《啟蒙與救亡》中，李澤厚首先把新文化運動與愛國反帝運動割裂開來，把五四運動論定為包含兩個性質不同的運動。此文開宗明義就寫道:“‘五四’運動包含兩個性質不相同的運動，一個是新文化運動，一個是學生愛國反帝運動。”(《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第7頁，以下凡引書文字，只注頁碼)然後，他緊接著就把陳獨秀在《新青年》創刊號上發表的《敬告青年》所提出的“六項主張”，拿來作為對新文化運動性質論斷的權威根據，他說:“在《敬告青年》這實際的發刊辭中，以中西文化對比的方式，抨擊了各種傳統觀念，提出‘六項主張’，鼓吹‘科學與人權並重’，這即是不久後提出的‘賽先生’(科學)與‘德先生’(民主)的先聲。”(第8頁)“這在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劃時代的。如此激烈否定傳統、追求全面西化，在近代世界史上也是極少見的現象。這個運動就其實質說，至少在其發展初期，卻只是上一階段譚嗣同、嚴復、梁啟超的歷史工作的繼續。……就是用‘西學’(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反‘中學’(中國傳統封建文化)的啟蒙運動”(第8頁)。不同之處只是在於“新文化運動的啟蒙要求和主張的徹底性和全面性，為譚、嚴、梁階段所不可比擬。它以徹底與傳統決裂的激烈的新姿態和新方式，帶來了新的性質”(第8頁)。因此這種“新”也就只是體現在“主張徹底扔棄固有傳統，全盤輸入西方文化”(第11頁)，體現在“這時先進的知識者整個興奮的焦點不再集中在政治上，而是集中在文化上了”。這一點可以從“他們是一批職業的教授、學者、學生，即純粹的近代知識分子”上得到證明;而陳獨秀也“曾明確地宣稱，他辦《青年》雜誌，‘批評時政，非其旨也’，以此要求與當時其他一些報刊明確區別開來”(第11頁)。因此，新文化運動本來是與群眾性的反帝愛國的政治運動沒有什麼關係的，只是由於“啟蒙的新文化運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的反帝政治運動，二者”才“很快合流在一起了”(第13頁)。
這就是李澤厚在《啟蒙與救亡》一文中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性質的基本解釋和論斷。從他的這些闡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三點，一、他把五四新文化運動舊民主主義化了，即把五四新文化運動論定為全盤輸入西方文化，用西方資本主義文化來徹底反對和否定中國傳統封建文化的啟蒙運動;、二、他把五四新文化運動非政治化了，即把五四新文化運動論定為是與當時的愛國反帝、救亡圖存的政治運動沒有內在本質聯絡的純文化運動;三、他把五四新文化運動非群眾化了，即把五四新文化運動論定為只是一部分“純粹近代知識分子”(按照李澤厚的觀點就是指非從事群眾革命運動的職業的教授、學者)辦雜誌、寫文章，高踞於群眾之上並向人民群眾進行啟蒙的活動，“它的目的是國民性的改造，是舊傳統的摧毀”(第11頁);而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和鬥爭實踐與這種啟蒙運動是具有不同性質、不同方向的運動。總之，經過李澤厚這番解釋和論定，五四新文化運動就變成了只是一部分“純粹近代知識分子”所從事的用西方資本主義文化來啟封建之蒙、改造中國國民性的純文化運動。我認為，這種解釋和論斷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
首先，李澤厚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看作全盤輸入西方文化，用西方資本主義文化來反對和否定中國傳統封建文化的啟蒙運動，這不符合由五四前舊民主主義啟蒙運動轉變為五四以來新民主主義文化運動的歷史事實。
五四以前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以陳獨秀在1915年9月創辦《新青年》雜誌為標誌(原名《青年》雜誌，自第二卷第一號(1916年9月)，改名為《新青年》)。最初由陳獨秀自己主辦，到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陳獨秀個人主編改為同人刊物。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人都參加到編輯部中來併成為主要撰稿人(參見彭明:《五四運動史》，第131—133頁)。《新青年》這些編輯部成員的政治思想雖然是很不一致的，但他們共同的指導思想是進化論、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個人主義。他們主要是以西方的這些資本主義文化思想為指導來倡導科學和民主，反對中國傳統封建文化的。他們共同的政治理想是要在中國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從而使中國走向獨立和富強。由此可見，他們在那時都是一些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就連李大釗也是如此。他們進行文化啟蒙高舉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旗幟。這些事實表明，五四以前的文化啟蒙運動在接受十月革命影響之前，其性質仍然是屬於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範疇的，那時的所謂新文化，仍然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
五四前的新文化運動在接受了十月革命的影響之後，具體說就是從1918年下半年之後，其性質開始發生轉變。十月革命的勝利和當時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高漲的形勢，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經驗，使一部分最有覺悟的知識分子看到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不能解決中國問題，認識到在新的時代決定世界歷史命運的已經不是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而是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於是，他們逐漸拋棄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選擇了走俄國革命的道路。在這方面，偉大的先驅就是李大釗。李大釗在1918年下半年和1919年初就連續發表文章，熱情歌頌十月革命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如《法俄革命之比較觀》(1918年7月1日)、《庶民的勝利》(1918年11月15日)、《布林什維主義的勝利》(1918年11月15日)和《新紀元》(1919年1月1日)等。在這些論文中，他讚頌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李大釗文集》<上>，第608頁)，他號召中國人民對俄國十月革命應“翹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李大釗文集》<上>第575頁)，明顯地表現出主張中國應該走俄國革命道路的思想，初步確立了中國革命的社會主義方向。
正是因為有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有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並由此而產生了一大批初步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如李大釗、毛澤東、蔡和森、鄧中夏等，所以，當著段祺瑞政府的外交代表在巴黎和會上失敗的訊息傳來之後，中國的愛國學生們就主要是在這種文化思想背景下，在這批初步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知識分子的領導和影響下，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五四反帝反封建運動。而透過五四運動，中國的新文化，就實現了由舊民主主義性質向新民主主義性質的轉變，即變成了由無產階級文化思想領導的徹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後，中國的新文化，卻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他接著義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中國的文化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他們還有領導作用。在‘五四’以後，這個階級的文化思想卻比較它的政治上的東西還要落後，就絕無領導作用，至多在革命時期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一個盟員，至於盟長資格，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肩上。這是鐵一般的事實，誰也否認不了的。”(《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658—659頁)
因此，即使從文化啟蒙的角度看，在當時新文化運動的內部，對新文化的理解和宣揚，在階級傾向、政治方向和啟蒙目的上，也是有著明顯的，根本的區別的。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積極介紹、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並以此為武器來分析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和階級關係，教育和促進人民覺醒起來、團結和組織起來，爭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並進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急進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知識分子，則主要是宣傳西方資本主義的進化論、人權平等學說和個人主義思想等，其最終目的是要在中國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共和。而以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右翼知識分子則並不主張從根本上反帝反封建，而是企圖透過引進資產階級的某些學說和思想，來對中國社會和傳統文化進行改良。他們倒是從根本上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中國人民的革命的，所以，他們最終也只能成為新文化運動中的絆腳石和新民主主義文化革命的物件。
李澤厚採用實用主義態度和以偏概全的手法，從縱向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擷取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的情況，作為總括和涵蓋整個五四新文化運動全貌的東西，人為地掩蓋和抹煞五四運動時期在文化啟蒙上的不同階級內容和政治方向，企圖把以馬克思主義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為指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運動，排除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範疇之外，這隻能表明他自己已完全站在舊民主主義的立場上去了。
其次，李澤厚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看作和論定為與當時愛國反帝、救亡圖存的政治運動沒有內在聯絡的純文化運動，是不符合整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本質和實際表現的。
陳獨秀在創辦《新青年》之初誠然講過“批評時政，非其旨也”的話，他當時也企圖在實踐上這樣做。問題是他的這個辦刊方針本來就是錯誤的，因而在實踐上也是做不到的。新文化運動即使在初期，其宗旨也主要是政治性的問題。它雖然高舉著“民主”與“科學”兩面旗幟，但在這兩者之中，主要內容和主要方面卻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啟蒙，是鼓吹和宣傳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爭取在中國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共和，這本身在當時就是最大的政治，因此是不可能不涉及到時政的。當時的時政，就主要方面而言，是帝國主義列強侵略瓜分中國，北洋軍閥依靠帝國主義支援搞封建專制統治，包括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封建專制統治，因而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中國面臨亡國的危險。如果文化啟蒙不涉及和批評這些現實政治問題，就會成為沒有針對性的空喊，就沒有現實的積極意義。正因為這樣，所以陳獨秀本人很快就覺悟到他原來提法的錯誤。他在1916年2月發表的《吾人最後之覺悟》中就承認:“吾人既未能置身政治潮流以外，則開宗明義之第一章，即為抉擇政體良否問題。”(《陳獨秀文章選編》<上>，第107頁)而待到文化啟蒙運動接受了十月革命的影響、先進分子開始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之後，文化啟蒙運動就更是旗幟鮮明地表現出徹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特色。由此可見，李澤厚抓住陳獨秀那句“批評時政，非其旨也”的話，大加發揮，並由此論定五四新文化運動本來是與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運動沒有關係的，純文化才是它的真正本質，後來它與政治問題搞到一起去了是走上了歧途，不僅根本不符合當時文化啟蒙運動的實際，而且是別有用心的。
在發生五四運動的那個時代的中國，反封建的文化運動與愛國反帝的救亡運動能夠完全割裂和對立起來嗎?不，不能割裂開，更不是對立的。這是因為，那時的中國已經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國家貧弱落後的狀況是由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兩者共同造成的。帝國主義列強與中國的封建勢力，不僅結成了政治上的而且也結成了文化上的反動聯盟。帝國主義列強要達到侵略瓜分中國的目的，各自就要在中國內部找到為他們效力的政治勢力。當時各帝國主義列強找到的這種勢力是互相爭權奪利的各系軍閥。中國的各系封建軍閥要實現爭權奪利的目的，則要投靠一兩個帝國主義列強，靠賣國活動換得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援。這是帝國主義列強與中國封建勢力在政治上結成的反動聯盟。在文化上，帝國主義列強不僅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對中國人民宣揚奴化思想，而且支援和維護中國的封建文化思想，因為中國人民越受封建思想的愚弄，對他們侵略和奴役中國就越有利;封建勢力不僅繼續鼓吹尊孔讀經，維護和宣揚封建的綱常名教，而且歡迎和支援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和奴化宣傳，例如，帝國主義列強派往中國來的傳教士所宣揚的“在現世受苦贖罪”、“勿抗惡”等宗教教義，對維護封建統治就是極其有利的。在這種現實狀況面前，中國人民要進行反對封建主義統治的鬥爭，怎麼會不與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奴役聯絡在一起呢?而要救亡圖存，謀求民族解放，如果不反對和推翻投靠帝國主義、賣國求榮的封建軍閥勢力，這一目的也是萬萬不能實現的。
事實上，當時從事新文化啟蒙運動的先進知識分子，首先是從愛國主義立場出發而走向民主主義的，其中最有覺悟的先進分子，又由民主主義走向共產主義，像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乃至於魯迅等都是這樣。他們都是早在學生時代，因為痛感列強橫行，國家危難，人民貧窮落後，從而發憤獻身於救國事業的。因此，他們一開始進行文化啟蒙活動，就是把反對封建統治(包括文化統治)與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奴役，把爭取人民民主和自由同謀求中國的獨立和解放作為不可分割的戰鬥任務來對待的。五四運動宣言中所提出的“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戰鬥口號，就鮮明地表現出這個特徵。李澤厚把五四新文化運動非政治化，採用人為割裂的手法把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反帝反封建的本質聯絡一刀斬斷，其用心就是要為他的所謂“救亡壓倒啟蒙”的論點張目，從而達到否定中國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的目的。
再次，李澤厚把五四新文化運動非群眾化，即把五四新文化運動論定為只是一部分“純粹近代知識分子”高高在上向國民進行文化啟蒙、目的在於改造國民性的一種運動。這也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嚴重的曲解。
作為新民主主義文化運動開端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其顯著的歷史特點之一，就是與反帝反封建的群眾鬥爭的內在本質聯絡和為工農勞苦民眾服務的大眾化方向。同時，這種新文化還具有為工農群眾易於接受和喜聞樂見的形式和風格。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在五四時期的文化主張和活動，就初步地同時也是明顯地體現出了新文化運動的這些基本特徵。
其一，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所從事的新文化運動，明顯地表現出了代表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群眾、服務人民群眾的特點。李大釗在五四時期發表的《勞動教育問題》中指出，人民民主主義的精神，“在教育上、文學上也要求一個人人均等的機會，去應一般人知識的要求。現代的著作，……必須用通俗的文學法，使一般苦工社會也可以瞭解許多的道理。”(《李大釗文集》<上>第633頁)李大釗這些論述明顯地體現出了新文化要為工農勞苦大眾服務的精神，體現出了新文化運動大眾的方向。
其二，在五四時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所從事的新文化運動，是力求同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實踐相結合的，而且這種結合是日益發展的。李大釗在五四時期，就已經初步地提示了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思想。他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和《再論問題與主義》(均見《李大釗文集》<上>)中明確表明:(一)他認為馬克思的學說，“實在是一個時代的產物”，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原有適應實際的可能性”;(二)我們把馬克思主義“用以為實際的行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而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就必須研究怎麼可以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儘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三)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應該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一面就種種問題研究實用的方法，好去本著主義作實際的運動”。當著爆發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並迅速發展成為有廣大的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參加的全國範圍的革命運動時，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文化運動就與人民群眾的革命實踐直接結合起來了。在五四運動發展過程中，《新青年》、《每週評論》和《湘江評論》等刊物及時地發揮它們宣傳、動員、組織和促進群眾革命鬥爭實踐的作用，而革命群眾在鬥爭中也最能及時地掌握和實踐它們所宣傳的思想和主張。在五四運動後，各地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又創辦了許多旨在為工農群眾服務的報刊，創辦了許多工人夜校、工人補習學校和平民學校等，這是新文化運動與人民群眾革命鬥爭實踐進一步結合的表現。
其三，在五四時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所從事的新文化運動的再一特徵，就是先進知識分子選擇並開始實踐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這種認識明顯地表現在李大釗在五四時期發表的《庶民的勝利》、《青年與農村》、《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和《“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等論文中。例如，他說:“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里面，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我甚望我們中國的青年，認清這個道理。”(《李大釗文集》<上>，第649頁)李大釗的這些論述，既闡明瞭知識分子與工農結合對中國革命和新文化運動發展的重要意義，同時也表明了共產主義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的關係，不是一方只做啟蒙者、教育者而另一方只做被教育者、被啟蒙者的關係，而是兩方相互學習、相互促進、打成一氣、共同戰鬥的關係。
在五四時期，由李大釗所團結和教育起來的一大批共產主義知識分子，也已經開始在實踐中探索著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和具體形式。其中，“創辦工人夜校、平民學校(日校或夜校)和各種補習學校，是五四運動前後進步知識分子與工農結合的一種普通形式。”(《五四運動回憶錄》<上>，第460頁)透過這些活動，他們一方面向工農群眾學習，另一方面在工農群眾中傳播新的文化思想，進行艱苦細緻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鄧中夏發起成立的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李大釗、鄧中夏等在北京附近的長辛店所從事的工運工作，毛澤東等在湖南長沙地區所進行的工運工作和農運工作，就是比較典型的例子。李澤厚把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對立起來，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所謂“純粹近代知識分子”只能是工農群眾的啟蒙者、教育者，工農群眾只能是被他們所教育和改造的物件，這充分暴露了他的精神貴族式的唯心史觀。
綜上所述，李澤厚把五四新文化運動加以舊民主主義化、非政治化和非群眾化，這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全面曲解，是很不符合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實際的。他的目的是要將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共產黨領導的整個中國人民革命割裂和對立起來，與社會主義道路對立起來，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立起來，從而很方便地去宣揚所謂“救亡壓倒啟蒙”和所謂“轉換性的創造”(即“西體中用”)的觀點。這是不能不予以揭露和批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