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訪仰韶遺址（上）
岱海遺址群：7000年前的先民從何處來？
今年是仰韶文化發現100週年。1921年，河南省仰韶村的考古發掘，標誌著中國現代考古學的開始。仰韶文化存在於距今約7000~5000年的黃河中游地區，其遺址主要分佈於今河南、陝西、山西、甘肅、河北、內蒙古、湖北、青海、寧夏等省份。
作為仰韶文化北擴的重要區域，內蒙古發現了豐富的仰韶時期遺址和文物。仰韶文化發現百年之際，記者沿著其北擴的路線，尋訪兩代內蒙古考古人發掘的遺址，嘗試還原一個鮮活的仰韶時代。那燦爛的2000餘年，或可回答先民們從哪裡來？曾怎樣生活？又怎樣走進歷史長河？
如今的王墓山遺址是一片稀疏的林地
農耕漁獵的史前生活
如今的王墓山遺址，是一片用圍欄圍起的緩坡，長著稀疏的樹木。若不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石碑的提醒，看起來毫不起眼。這裡位於烏蘭察布市涼城縣西北17公里處，北距岱海南岸2.5公里，是岱海遺址群內重要的仰韶文化遺址。10月中旬，涼城縣文物保護中心主任方紅明帶領我們來到這裡尋訪。
方紅明介紹說，在王墓山的西北坡, 自下至上依次分佈有三處時代不同、內涵各異的文化遺存, 因此被分別命名為王墓山坡下、坡中和坡上遺址。從500米以內的三處遺址發現可以推測,在1000多年的時間裡，曾先後有三批人群遷移至此生活，留下那個時代的寶貴痕跡。
方紅明介紹仰韶石器陶片
爬上距王墓山遺址600多米的石虎山的山頂，便可一覽岱海全貌。作為內蒙古第三大內陸湖，岱海的面積約50平方公里，而在仰韶文化時期，它的面積是現在的4倍。岱海周邊出現眾多遺址，是因為先民們依靠著岱海及其周圍良好的自然資源。
石虎山遺址
石虎山遺址是內蒙古中南部發現最早的仰韶文化早期代表性遺存，現在還有著當年考古發掘留下的痕跡，以及散落地表的紅色陶片和石器殘片。方紅明撿起一塊類似陶罐口沿處的紅色陶片，指著兩個對稱的小圓孔告訴我們：“這兩個小孔，有可能是陶器破損後，先民用於修補時打下的。”
穿越數千年的漫長歲月，這些殘破的陶片和石器，仍留在主人生活的地方，彷彿它們的主人昨天還在這裡熱火朝天地生活著。
根據考古發掘推測，在距今約6000年前，岱海周邊曾是溫暖溼潤的宜生活區域。從中原地區遷徙至此的先民們，在向陽的山坡上建造半地穴式房屋。他們以農業生產為主，兼以捕魚和狩獵，手工業生產水平和規模不斷提高。他們使用的陶器有泥質陶、夾砂陶和少量的砂質陶。夾砂陶大多為炊具，泥質陶則做為容器和汲水器來使用，在自給自足的基礎上，他們的生活用品有了一定的結餘。
距今5500~5000年間，人類發展在內蒙古中南部達到了鼎盛時期。這一時期的遺址開始出現了環壕，說明當時已經有了穩定的部落存在。人們過著定居生活，房屋內出現用於儲存物品的窖穴，應該是隨著物品剩餘量的增加而產生的。這一時期還出現了面積較大的房屋，據此推測，當時出現了舉行祭祀或議事的公共活動空間。
隨著仰韶文化快速地發展和氣候的變遷，社會結構在逐漸發生著變化，數百年後仰韶文化逐漸走向沒落，取而代之的是龍山文化的崛起。
考古工作者的探索之路
在內蒙古中南部仰韶文化遺址中，岱海遺址群是個頗有典型意義的小區域文化遺存。從考古成果看，岱海遺址群在內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文化遺址中具有代表性和顯著性；從考古方法看，內蒙古老一輩考古工作者，在岱海周邊小區域內，以文化譜系的建立為基礎，運用聚落考古和環境考古開展綜合研究的方法，創造了中國區域性考古研究的範例，在當時走在了全國考古工作的前列。
岱海遺址群出土的仰韶時期陶器（資料圖片）
岱海遺址群出土的仰韶時期火種爐（資料圖片）
我們尋訪岱海遺址群的前生今世，就像在兩個時空維度中穿梭：一個維度，是六七千年前，這裡人類的遷徙和融合的風貌；另一個維度，則是內蒙古兩代考古人逐步還原歷史的探索過程。
說起內蒙古中南部地區考古成果，離不開考古學家田廣金的名字。1965年，從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的田廣金，放棄分配到家鄉遼寧的機會，來到考古工作剛剛起步的內蒙古，成為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即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的一名考古工作者，並逐步成長為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中國考古理事會理事、文化部優秀專家。
王墓山遺址發掘現場（資料圖片）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在鄂爾多斯研究了十幾年中國北方畜牧-遊牧民族文化起源和發展的田廣金，將工作重點放在研究內蒙古史前文化譜系、聚落形態和人地關係上。1982年以後，田廣金的研究區域轉移到岱海地區，先後帶隊發掘了王墓山坡下、王墓山坡中、王墓山坡上、石虎山、老虎山等遺址，逐步建立了岱海地區乃至內蒙古中南部史前文化的譜系。
田廣金（左）在岱海遺址群發掘現場（資料圖片）
田廣金在岱海地區運用聚落考古和環境考古方法開展綜合研究，創造了中國區域性考古研究的範例。在他任職期間，內蒙古的文物考古事業在北方民族歷史與文化、環境考古、聚落考古、多學科合作以及國際合作等多個領域，都走在了全國的前列。
然而，田廣金不滿足於文化譜系的梳理，不滿足於聚落形態的揭示，甚至不滿足於對古代社會狀況的復原。他想知道的是，這一切後面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實際上，早在20世紀70年代發掘研究鄂爾多斯的朱開溝遺址時，這類問題就開始困擾他：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和北方從事畜牧業生產生活的群體是從何而來？一直到老虎山等遺址的發掘，考古學界才逐漸發現，北方從事畜牧業生產生活的群體是由長城沿線的農業人口轉變而來，而由農轉牧的原因，可能是氣候環境變化造成的。
氣候造成的人類遷徙
內蒙古一批又一批考古人的發掘和研究，提出了對中國北方地區仰韶時期人地關係的全新論斷。以往，人們普遍認為北方地區一直是畜牧業區域，寒冷乾燥、不宜居住。實際上，北方地區在仰韶時期非常溫暖溼潤。從後來的考古發掘可以印證，仰韶時期的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甚至深入至草原腹地的二連浩特等地，都曾居住過很多農業人群。
中原地區的新石器文化進人繁盛時期後，不斷向四周影響、擴充套件。距今7000年前後，岱海地區進入中全新世早期大暖期，仰韶文化後崗型別、半坡型別、廟底溝型別人群相繼來此進行農業開發。
當時，黃河中游地區人類活動頻繁，使得中華文明在這一地區出現繁榮局面。可以說在“大仰韶”文化範圍內，北方與中原同根同源，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分子。
到了距今5500年的仰韶後期，氣溫開始明顯下降，隨之降水減少。從此，北方地區的農業發展放緩，畜牧業逐步發展。數千年來，內蒙古的中南部地區一直是氣候敏感區域，農耕和遊牧文明在此交匯融合，創造了豐富的文化面貌。
時至今日，這種融合仍隨處可見。在烏蘭察布市，還生活著數量眾多的“走西口”時山西人後裔，這裡既有大面積的農耕區，也有以畜牧業為主的旗縣。奶茶、手把肉和燜面、燴菜同樣受歡迎。
內蒙古的考古人帶我們認識了那個燦爛的史前時代。眺望仰韶時代先民生活的這片土地，岱海波光粼粼，夕陽下牛羊歸圈，遠處莊稼已經收割，彷彿那個鮮活的仰韶時代並未走遠。文·攝影/北方新報正北方網首席記者 查 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