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祥之鳥”飛向臺海
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一個在外交上“幾近瘋狂的天才”。
在1953-1959年間，身為美國國務卿的杜勒斯，受到了總統艾森豪威爾的絕對信任，並親手製定了一系列攪亂世界格局的外交政策。
他鼓吹冷戰，推行“戰爭邊緣政策”，讓事態達到戰爭的邊緣，卻又不捲入戰爭。說白了就是自己不打，看別人打，然後坐收漁翁之利。
艾森豪威爾總統曾評價杜勒斯：“他是我們這個時代真正偉大的人。”但絕大多數的人，卻更願意稱呼這個傢伙是走到哪裡都會發生戰爭的“不祥之鳥”。
而對於處於東方世界的中國，杜勒斯的情感是極為複雜的。
杜勒斯非常瞭解中國，他的外祖父曾在中日甲午戰爭後的談判中，擔任李鴻章的顧問，為清政府壓低日本方面的苛刻勒索，立下了很大的功勞。但杜勒斯本人卻並沒有繼承家族遺風，堅持公正的國際立場，而是在任何時候都選擇利益至上，且手段狠辣，不留情面。
正因天性如此，在50年代美蘇冷戰和朝鮮停戰兩方面的刺激下，不願天下太平的杜勒斯意識到自己應該做些什麼。而他的目光，投向風雲湧動的臺海。
1954年12月2日，經過長達幾個多月的討價還價，杜勒斯和蔣介石代表葉公超、顧維鈞在華盛頓正式簽訂了所謂的《共同防禦條約》。
這個條約中最為關鍵的一條，便是允許美軍正式進入臺海駐防，並同時為蔣介石承擔臺、澎諸島的防禦義務。
剛在朝鮮半島被志願軍打回三八線，被迫坐下來和談，轉頭又將手伸進了臺海製造緊張氣氛，杜勒斯的野心昭然若揭。
他絕不能允許一個強大中國在和平的環境中崛起，所以必須挑起爭端，時刻維繫著這種來自戰爭層面的恐嚇。
但杜勒斯卻絕對想不到，這個新生的中國骨頭到底有多硬！
二、“第01號”作戰命令
最先向杜勒斯做出回應的，是我軍部署在福建前線的數百門海防重炮。
1954年9月3日和22日，我軍連續向大、小金門島發起重炮轟擊，擊沉國民黨炮艇一艘，擊傷驅潛艦、拖輪各一艘，摧毀炮兵陣地11處，整個金門島陷入一片火海。
在這一次的金門炮擊中，兩位美軍中校被擊斃，國民黨金門守軍更是損失慘重。不過捱了一通頓毒打的美蔣雙方，卻都大氣不敢出，沒有做出任何反擊行為。
面對所謂的共同防禦，解放軍用最為壓制性的回應，令整個世界為之震動。
在居仁堂的會議上，毛主席更是擲地有聲地說道：
“形勢變了，準備打大陳，先解決浙江沿海島嶼，估計美軍不會有大的干涉。你們就準備吧！”
大陳列島，位於浙江椒江口東南52公里的東海海上，能夠控制整個浙江的出海口，威脅極大，是國民黨臺海攻防體系的核心所在。
攻佔大陳島，不僅是收復沿海諸島，清理東南“門戶”的重要一步，更是在臺海亮劍揚威的必然之舉。
8月2日，國防部長彭德懷、總參謀長粟裕主持召開專門的作戰會議，聽取解放大陳島的戰役彙報。而在與會的成員之中，還有海軍副司令員方強、空軍副司令員王秉璋。
海陸空三軍大將齊聚，傳達出的意圖也非常明顯，這次攻打大陳島，將是解放軍歷史上首次實行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不僅要打，還要打出氣勢，一戰打服！
這次會議中的另一個主角，便是時任華東軍區參謀長的張愛萍，他將是指揮這次攻島戰役的總指揮。
張愛萍是軍中有名的儒將，軍旅生涯數百仗，戰功赫赫，還寫得一手好文章，是真正的文武雙全。
更為難得的是，出身農民家庭，沒讀過軍校的張愛萍，卻是全軍之中獨一份的“多兵種人才”。陸軍出身的他，長征時最先開始研究騎兵，擔任過中央騎兵團團長。解放戰爭後期，他奉命組建的“華東海軍”，更是解放軍歷史上第一支海軍。
作為“第一任海軍司令”，張愛萍沒有任何架子。國民黨起義第二艦隊司令員林遵恃才傲物，曾笑話張愛萍說：
“你們是陸軍，沒有文化，不可能當海軍。海軍軍官要高中畢業，水兵也要是個高小學生。”
面對林遵的輕視，張愛萍沒有做任何反駁，而是放下身段主動向他學習如何指揮海軍作戰。而像曾國晟、金聲、徐時輔這些原國民黨的海軍名將，也都是張愛萍一個個“三顧茅廬”請到的海軍。
從籌建華東海軍，到建設東南海防，張愛萍立下了最為卓越的功勳。所以這次三軍齊出臺海，進行島嶼登陸作戰，總指揮也非他莫屬。
在作戰會議上，張愛萍率先發表了自己意見，他不贊同大多數人提議的直攻大陳島戰略，而是認為應該先攻打位於大陳島西北方向的一江山島，先開啟一個缺口，再以它為依託，對大陳島發起總攻。
一江山島處於台州灣中部，離大陳島11公里，分為南江山和北江山兩個島嶼，總面積還不到兩平方公里。整個一江山島地形狹窄，又高又陡。
但就是這樣一個彈丸之地，卻是極為重要的軍事要塞，如果說大陳是臺海的“北大門”，那麼一江山就是大陳的“門閂”。拔掉了這個門閂，大陳島將徹底失去屏障。
相對於大陳島，一江山島防禦力量更為薄弱、距離更近。且逐島攻取，各個擊破，同時又更能保證海陸空三軍的協同統一作戰，進退自如。在“慎重初戰，攻則必勝”的戰役總原則下，一江山就是最好的戰略選擇。
當然，攻打大陳、一江山，還有一個不得不考慮的因素，那就是隨時可能攪局的美軍艦隊。
對此，剛在朝鮮戰場和美軍打了一圈的彭德懷也是給張愛萍吃了一顆定心丸：
“我們的原則是既不惹是生非，但也絕不示弱！”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告訴張愛萍，整個戰役的過程中，我軍對於美艦將採取不進行主動攻擊，但必要時候可以自行反擊的總方針。通俗來講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對於這次的海戰，彭德懷還用了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那就是用宰牛的刀去殺雞。一江山島的守軍只有一千多人，而我軍預備投入的海陸空部隊高達一萬人。
10:1，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富裕仗。
仗打到這個份上，沿海諸島的解放都只是時間問題。這次三軍齊出臺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揚威於國門，讓那些狼子野心的敵人，看到我們的強大。
三、大戰之前，海陸空各有顧慮
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海軍正式成立。同年11月11日，空軍正式成立。到1955年一江山島大戰來臨之際，海空兩軍仍舊還處於一個建設的初期。
雖然在朝鮮戰場上，海空陸三軍都有著非常優異的表現，也得到了充分的實戰歷練，但大多數時候三軍還都是各自為戰。
如果說空軍、陸軍還打過照面，有過幾次協同作戰的戰例，那一直在朝鮮海岸擔任警戒和護衛任務的海軍，則是完全沒有配合其他兵種的經驗。
所以在籌備渡海作戰之前，各級指戰員們最擔心的不是敵人的防守有多頑固，而是害怕配合不好，自己打了自己，那多冤枉啊！
當年擔任海軍第五登陸大隊大隊長的盧輝將軍就曾回憶說：
“這個訓練開始的時候互相都有一點害怕，心中沒有底，沒有打過嘛。陸軍怕空軍轟炸到自己的船，空軍又怕我們自己的炮兵打了自己的飛機，海軍則是擔心空軍能不能奪得戰區制空權。”
為了更好地訓練作戰配合，張愛萍找了一個和一江山島地形類似的大小貓山島，在這裡進行海陸空三軍的協同演練。包括怎麼攻打島嶼，空軍轟炸的時間，什麼時間轟炸，什麼時間退出，陸軍怎麼上船，怎麼登陸，火力支援怎麼搞，炮兵怎麼準備……都有周密的計劃。
在參戰兵力方案的制定上，張愛萍再次發揮了自己“從諫如流”的風格。他開始是請來了華東軍區蘇聯首席顧問，聽取他的意見。但這位蘇聯顧問在作戰會議上大談諾曼底登陸、西西里島登陸戰，全是二戰時期的那一套老掉牙的經驗。
華東軍區海軍司令陶勇、空軍副司令員聶鳳智，都是沙場悍將，作戰經驗豐富。開始還以為蘇聯顧問有什麼建設性的意見，認真聽了半天，結果到最後發現都是一些生搬硬套的老思路，就都質疑顧問的方案並不適用與一江山的實戰。
蘇聯顧問啞口無言，怒氣衝衝地夾著公文包拂袖而去。張愛萍也是無奈地笑了笑，說：
“走了也好，讓我們自己來決定自己的事情吧。”
張愛萍把陸軍參謀方中嶽、海軍參謀鄭武、空軍參謀袁仲仁招到自己身邊作為助手，聽取這些年輕將領的意見和一系列科學計算的結果，最終確定了最終的各軍種參加兵力：
陸軍：步兵第60師178團、180團（欠1個營）；炮兵122榴彈炮2個營、76.2野炮1個營、75山炮2個連、120迫擊炮2個連。
空軍：轟炸航空兵第20師60團、殲擊航空兵第3師、第12師。
海軍：航空兵5個團，艦艇、船186艘（其中護衛艦4艘、炮艦2艘、魚雷艇12艘、炮艇24艘、火箭炮船6艘、各種登陸艦艇、運輸船138艘）、2個海岸炮兵連。
在這個方案之中，海空陸三軍參戰達17個兵種、28個戰術群。從數量上來看，步兵4個加強營，3600人，3倍於敵軍；炮兵4個營，火炮119門，高炮6個營60門，5倍於敵軍。
方案齊整，三軍待命，唯一差的就是一場“東風”。
1955年1月15日，登陸指揮所正式釋出“第01號”作戰命令，確認16日-18日之間發起攻打一江山島的戰役。
但事與願違的是，大戰在即，冬天的海風勁頭越發猛烈，連著兩天颳起5、6級大風，到了17日都沒有半點好轉的跡象。
氣象科長徐傑總結二十多年的氣象經驗，向張愛萍立下軍令狀：“明天早晨一定會好轉！”
說來也是奇，第二天早晨果然晴空萬里。古有諸葛亮“借東風”，今有徐傑“送東風”，這都是寓意著大戰必勝的絕好兆頭。
四、揚威臺海
早在大戰之前，華東空軍就率先開始了作戰任務。司令員聶鳳智遵循“打一炮換一槍”的思路，命令空軍不間斷轟炸包括一江山、大陳、漁山、披山在內的沿海諸島。
每天都是一個新的目標，不重複，讓敵人的防禦力量疲於奔命，根本摸不清解放軍最終的戰略目標到底在哪。
另一方面，和空軍“全面出擊”的風格不同，海軍的行動則是秉持一個“出奇制勝”的原則。
11月14日，華東海軍司令陶勇，就把自己的兩張“王牌尖刀”魚雷快艇第1大隊、第31大隊秘密轉移至舟山的前沿陣地，就潛伏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以待時機。
當天晚上，敵主力戰艦“太平”號護衛艦由大陳島東口偷偷地向漁山島方向遊弋，被我軍高島雷達發現，隨即發出作戰指令。
隱蔽在高島錨地的華東軍區海軍魚雷快艇第31大隊的155、156、157、158四艘魚雷快艇接到命令，迅速對“太平”號發起突襲作戰，將其一舉擊沉。
隨後魚雷艇1大隊的105、106、102艇奉命出擊“永”字號，雖然沒有成功，但回航的102艇卻意外遇上了敵炮艦“洞庭”號，並在艇長張逸民的沉著指揮下，在逼近敵艦200米的危險情況下，用惟一的一發魚雷將“洞庭”號攔腰擊斷。
單艇獨雷擊沉軍艦的戰例，是絕無僅有的；而在200米距離內發射魚雷，在世界軍事史上也沒有先例！一位曾經參加二戰的前蘇聯專家在聽到這個訊息後，甚至驚訝地發出感慨：“奇蹟！奇蹟！”
在空軍的不間斷轟炸，和海軍魚雷大隊幽靈般的作戰模式下，一江山及大陳島的海軍守備力量，甚至還未等到決戰的那天，就損失了七七八八。
1月18日上午8點，解放一江山的決戰正式打響，張愛萍下達了第一道作戰命令。
華東由空軍和海軍航空兵27架杜－2型轟炸機、24架依爾－10型強擊機和12架拉－11型戰鬥機組成的強大混成編隊率先出動，對一江山島進行覆蓋式轟炸，1個多小時投彈1萬2千枚，把一江山島對外通訊徹底摧毀。
與此同時，為了迷惑敵人，我空軍與海軍航空兵由9架杜－2型轟炸機和12架伊爾－10型強擊機組成的另一個編隊，在12架拉－11型戰鬥機的直接掩護下，又把大陳島的氣象臺、導航臺炸了個遍，敵人的“防衛指揮系統”幾乎癱瘓。
9點，炮火更加“富裕”的華東炮兵部隊接過空軍的擔子，200多門火炮和火箭炮以7次間隙射擊和5次急襲射擊，向一江山島傾瀉了12000多發炮彈。
12時15分，張愛萍發出第2道命令：登陸運輸大隊起航！
隊滿載著3600名登陸部隊的138艘登陸艇編隊，排成波浪形戰鬥隊形，分成3個方向，迅速向一江山前進。
而在海軍登陸部隊的上方，是海軍航空兵米格－15殲擊機威嚴的護航。朝鮮戰場曾經揚名天下“米格走廊”再次重現，藍天之下沒有一家美蔣的戰機敢起飛反抗。
藍天碧海之上，海陸空三軍齊出，雄武的海天雄師，揚威臺海。這是解放軍軍史之上，最為振奮人心的場面之一。
14時10分，登陸部隊第一梯隊按照預定計劃，以7個突擊連28個突擊排的兵力成功登島後，向南江山和北江山實施突擊作戰。
一江山島的敵防衛司令王明生，少將軍銜，參加北伐戰爭、淞滬會戰、中條山會戰，是一個軍事能力非常出色的將領。
在一江山島的防務佈置中，王明生堅決奉行“全島守備沒有死角”的原則，在島上佈置了大量的明碉暗堡，還有層層鐵絲網和地雷，這給我軍登陸作戰造成了一定的難度。
在戰役進行到最緊張的時候，我軍噴火連成為戰場的主角，這也是張愛萍為了此次一江山島戰役專門組建的部隊。
在步兵的掩護下，噴火連迅速靠近敵人的明暗堡，然後突然性地出槍噴火，熾烈的火焰頓時把敵人的火力點化為灰燼。在新式兵種的面前，曾經作為戰場王者的碉堡，幾乎不堪一擊。
此次三軍聯合渡海作戰，僅佔參戰陸軍總數2.8%的噴火兵，卻消滅了佔全島30%的守備工事之敵，佔三軍殲敵總數的20%。
樂清礁攻克！203高地攻克！160、180、190三個高地攻克！僅僅不到10個小時的時間，我軍就順利攻佔一江山島。。
16時30分，總指揮張愛萍迫不及待地登上一江山島。望著滿目狼藉的戰場，看著紅旗漫卷的一江山，張愛萍心中萬分感慨，作下《沁園春 一江山登陸戰即景》一首：
東海風光，寥廓藍天，滔滔碧浪。看騎鯨蹈海，風馳虎躍；雄鷹獵獵，雷擊龍翔。雄師易統，戎機難覓；陸海空直搗金湯，銳難當。望大陳列島，火海汪洋。
料得帥駭軍慌，憑一紙空文豈能防。憶昔諾曼底，西西里島，沖繩大戰，何須鼓簧。“固若磐石”，陡崖峭壁，首戰奏凱震八荒。英雄贊，似西湖競渡，初試鋒芒。
五、杜勒斯的落幕
僅僅不到一天，一江山島就丟了。那份所謂的共同防禦成為了笑話，正如張愛萍詞中所說的那樣“憑一紙空文豈能防”。
聽聞訊息的杜勒斯氣得暴跳如雷，竟於當天公開發表宣告：
“如果臺海發生戰爭，美國將準備使用戰術核武器進行反擊。”
氣急敗壞的杜勒斯，似乎忘了在不久之前的朝鮮戰場，也同樣有一位美國人嚷嚷著要動用原子彈來對付志願軍。而這個人，正是那位身為“聯合國軍”的總司令麥克阿瑟。
無論是麥克阿瑟，還是這位杜勒斯，都曾妄想著用原子彈來恐嚇中國。但事實是，一個空前團結，軍民一心的新中國，不會懼怕來自外部的任何威脅。這種國家層面上的膽氣，就是對待和恐嚇的最好手段。
一江山島失守，大陳島便成為一座“待宰”的孤島。蔣介石手拿的所謂的“共同防禦條約”，讓顧維鈞去請求美軍的援助，幫助他守住大陳。但美軍的態度卻是：
“防禦就算了吧，不過我們可以協助你們撤離大陳。”
所謂的共同防禦就是一紙空文，面對蔣介石不斷的討價還價，美軍甚至表面擺出備戰的架勢，暗地裡卻透過蘇聯向解放軍轉達真實的意圖：我們準備協助蔣介石“撤出部分沿海島嶼”。
被“盟友”出賣的蔣介石徹底絕望。1955年2月7日，蔣介石宣稱撤離大陳駐軍。2月13日，解放軍成功登陸大陳島。至此，浙東沿海島嶼全部解放。
大陳島的解放，是杜勒斯外交生涯中最為恥辱的一幕。
值得一提的是，在1954年的瑞士日內瓦會議上，杜勒斯曾公開下令，禁止美方代表和與中國外交官們有任何接觸，連基本的問候握手都不行。
當時一位媒體記者曾就此採訪杜勒斯：
“國務卿先生，你在日內瓦期間，除了在會場上將和中共的周恩來討論問題外，還有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的會面安排嗎”？
對於這個問題，杜勒斯的回答非常傲慢：
“記者先生，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我的坐車和周恩來的坐車在日內瓦大街上相撞。”
在後來的開幕式上，英國代表團曾想化解這一尷尬局面，促進大會的展開，便主動找到周總理，說英方願意促成中美代表的見面，雙方可以握手致意。
為了彰顯大國風範，表達出維護和平的決心，周總理同意了英方的建議，表示願意同杜勒斯先生握手致意。不過另一邊的杜勒斯卻仍然冥頑不化，堅持拒絕同中方握手。
同樣身為大國的外交官，度量卻天差地別。
不過隨著歷史發展的洪流，像杜勒斯這樣的“不祥之鳥”註定要走向落幕。1972年尼克松訪華，面對前來迎接的周總理，他特意主動提前伸出了手，這也是為當年杜勒斯的狂妄行為表示的一種遲到的歉意。
事實證明，只有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真正的強大，才能用真正的實力贏得尊嚴，讓曾經的敵人主動伸出“友誼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