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1689年8月23日），中俄雙方開始第二次談判。戈洛文率先做出“讓步”，先後提議以牛滿江和結雅河（精奇里江）為界，實際這兩處都在雅克薩下游一千多公里處，也就是將清方實際控制的黑龍江中游北岸都劃入俄國版圖。清方雖不能接受這個方案，但為表示誠意而做出巨大讓步，提議以石勒喀河為界，將尼布楚割讓給了俄國。這一方案實際已經高於沙皇訓令戈洛文中的俄方底線。不料，清方的和談誠意換來的卻是戈洛文的肆意嘲弄：“真是應當感謝我們的欽差大臣把這樣一處無可爭辯的地方給了他們”，“俄國人被允許在自己家裡（尼布楚）休息”。這不啻迎面一盆冷水澆滅了中國使團的談判成功希望，索額圖向漫天要價的戈洛文宣佈“再無別的邊界可以接受”，第二次會議同樣無果而終。
六：談判桌下耍陰謀
毫無談判桌上討價還價經驗的清朝使團準備中止談判回國，這下輪到戈洛文傷腦筋了。於是，當天夜裡，戈洛文就急急派出俄方拉丁語翻譯跟耶穌會教士進行了密談：“允諾給他們以大君主的恩德和賞賜”，即珍貴禮物。傳教士們為俄國人效勞的時刻很快就到來了。8月25日，應戈洛文的要求，兩位傳教士作為中國使團裡唯一懂拉丁語的人，來到俄國營地。這令戈洛文喜不自禁，傳教士們給他送來了一個千金難換的重要情報，將康熙所定的中方底牌和盤托出。徐日升說，中國皇帝對收回雅克薩這一點是不能讓步的，因為中國人已經用武力收回過雅克薩，而且完全有能力再次收回。這兩個中國使團的“顧問”隨後又向俄國談判代表建議“自己應當判斷，在尼布楚和雅克薩之間，何處可以滿意地劃作兩帝國的邊界”。傳教士所說的這一切令戈洛文大為滿意：“二位如此熱心效力，定能獲得大君主的恩典”。他立即給傳教士們送去四十張貂皮、一百張銀鼠皮和一張玄狐皮。為了進一步提高傳教士們在清朝使團中的地位，戈洛文還特意向傳教士釋放了願意做出讓步的資訊。由於成功帶回了這一訊息，傳教士們在清朝使團中的身價倍增，按照徐日升頗有些自吹自擂的說法：“我們的欽差大臣們聽到這個訊息，其興奮之情令人難以置信。他們都傾聽我們講，說一切都是我們的功勞”。因此，這兩個“內鬼”得到了中國使團無保留的完全信任：“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要讓我們參與談判的事”，這當然是戈洛文樂於看到的局面。此後的數天，就在中俄使團雙方繼續就邊界究竟劃在哪處進行頻繁交涉時，尼布楚地區的風雲驟變。得到清朝使團到來這一訊息的當地居民紛紛掀起了抗俄風潮，為震懾抗俄人民，戈洛文親自率領尼布楚城中的火槍兵和騎兵傾巢出動，在城郊耀武揚威。就在俄國使團的談判地位突然變得十分虛弱的時候，“內鬼”們又出來幫忙了。兩個傳教士堅決反對和抗俄的起義民眾發生任何瓜葛，徐日升公然將此叫做“暈頭昏腦”的“荒唐計劃”，而且“幫助喀爾喀人反抗俄國人，就一定會破壞和平”。在傳教士的恐嚇下，中國使團的態度變得非常消極，不僅“為了不致妨礙議和，沒有向他們（起義民眾）許諾什麼”，甚至把人民要起來造反的訊息預先通知了俄國方面。這實在是令親者痛、仇者快！清朝使團拒絕對起義者施以援手的訊息讓戈洛文大大鬆了一口氣，但抗俄鬥爭的勃興，勢必在整個貝加爾以東地區產生連鎖反應，使得俄國殖民者面對喪失整個外貝加爾地區的可怕前景。在權衡利弊輕重之後，戈洛文決定儘快結束中俄談判，以騰出手來平息當地居民的反抗。
七：在《條約》上塞進俄方“私貨”
8月27日深夜，俄國信使來到清朝使團的營地，帶來了俄國決定放棄雅克薩的訊息。對於戈洛文來說，放棄雅克薩早已是沙皇訓令中已有的內容，並不是什麼痛苦的讓步。同時“阿爾巴津（雅克薩）和格爾必齊河之間，適宜居住的地方很少”，相反透過將邊界定在額爾古納河，使得俄國可以獲得“有銀礦、鹽湖，並且耕地甚多，從涅爾琴斯克移民比去阿爾巴津要好”的額爾古納河西岸地區。實在算不上是賠本買賣。由於消除了雅克薩歸屬這個最大的談判障礙，中俄雙方的立場開始接近。1689年9月7日，中俄間的第一份邊界條約《尼布楚條約》，終於放上了談判桌，等待雙方使臣簽字畫押了。就在談判的最後日子裡，兩位傳教士仍在不遺餘力地充當“內鬼”的角色為俄國效勞。《尼布楚條約》實際上有好幾個語言的文字，分別是滿文字、俄文字和拉丁文字。其中拉丁文字是中俄兩國代表共同簽署的權威文字。由於中方使團裡只有傳教士們掌握拉丁文，他們便趁機在拉丁文本里塞進了一些有利於俄方的“私貨”。沙皇當局在談判開始前十分懼怕其地位被“天朝…‘矮化”為偏遠“藩屬”，特意向戈洛文強調“今後博格達汗（大清皇帝）不得在國書中自稱為天下主宰，並使用‘上諭’這樣的字眼，這一點也必須載入條約”。所以在《尼布楚條約》的滿文版（漢譯）裡，只有與“中國大皇帝”相對的“俄羅斯察罕汗”六個字。但在傳教士們的妙手生花之下，沙皇的頭銜在拉丁文本里而膨脹了十倍，漢譯多達六十餘字，其中更是包括了“東、西、北各方眾多疆土世襲君王和領主”這般狂妄的言詞，而對應的仍然只有“中國大皇帝”這五個字。儼然使得沙皇的地位高過清帝一頭。如果說頭銜的寫法最多隻是讓清朝的面子不好看的話，傳教士們對邊界上待議地區的寫法就著實給中國留下了後患。在談判中，中俄雙方將外興安嶺與烏第河之間的一片土地留作日後再議。在滿文字中，明明白白地寫上了“惟烏第河以南、所定之興安嶺（指石大興安嶺，即外興安嶺）以北中間所有地方河溪暫行存放”，方位和範圍都十分清楚。而在傳教士們的筆下，這段文字的拉丁文版本變成了“惟界於興安嶺與烏第河之間諸川流及土地如何分劃，今尚未決”。日後的俄國人正是利用其中含糊不清的“興安嶺”大做文章。19世紀時，俄國的涅維利斯科探險隊在其“考察”報告中刻意地混淆了中國所說的外興安嶺與大興安嶺，宣稱“根據尼布楚條約，阿穆爾河（黑龍江）下游以及整個沿海邊區都不能算是中國的領地”。從而為俄國入侵外興安嶺以南地區乃至中國東北的腹地找到了“理論依據”。在中國使團即將返回北京前，戈洛文最後一次邀請徐日升和張誠到尼布楚去，兩個教士又將他們對中華帝國所瞭解的一切，包括中國的出產、毗鄰國家以及清朝政府的對外政策等情況傾囊相告，甚至還拿出一幅中國全圖送給戈洛文。俄國人也沒有虧待他們，再次慷慨地送給兩個傳教士大筆禮物，其中甚至包括一名十二歲的蒙古族小孩（史載不詳）。戈洛文還對兩位“內鬼”的“潛伏”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應該多麼感謝你，你為了共同的利益給了我們多麼大的幫助”。
八：談判功臣戈洛文加官進爵
對於中俄《尼布楚條約》，近代歷史學家陳復光在他所寫的《有清一代之中俄關系》中不無遺憾地評價道：“以當時俄方在西伯利亞軍力之單薄，加以沙皇密令費要多羅（即戈洛文）避免重啟戰端……俄方不得已，未必不有所讓步也”。但在傳教士內鬼的幫助下，俄國如願以償地得到了它想要的一切，在領土方面，只需要退出原本就保不住的雅克薩，就得到了貝加爾湖與額爾古納河之間的整個外貝加爾邊區。而對於它最為看重的遠東的經濟利益．“這一重大的報酬”也在《尼布楚條約》中輕易獲得了：“凡兩國人民持有護照者，俱得過界來往，並許其貿易互市”。《尼布楚條約》簽訂後，中俄間貿易額扶搖直上，從1689年近乎於零上升到1693年的六萬盧布以上。到了1696年，竟突破了十萬盧布大關。這一數字已經接近於俄國透過阿爾漢格爾斯克港（當時俄國最重要的商港）與歐洲貿易的水平。無怪乎俄國人曾歡呼《尼布楚條約》：“實質上是莫斯科外交極大的勝利”。並迫不及待地為談判功臣戈洛文加官進爵，俄國代表團剛回到莫斯科，沙皇彼得一世就頒發了傳令嘉獎的文書，賞賜戈洛文金質獎章，並在隨後提拔其為使節部部長（外交大臣）和陸軍元帥。在很長的時間裡，沙俄當局部信誓旦旦“遵照我兩國以永久和好之禮所定之條約，決不負約”。直到19世紀中葉，俄國才再度對黑龍江流域生出覬覦之心，到那時，面對大清帝國這個已經大大衰弱的對手，它將不再需要“內鬼”的“幫助”。
九：惡有善報的兩個“內鬼”
對於徐日升和張誠這兩個“內鬼”而言，他們日後的前途卻並不黯淡。兩個傳教士隱瞞了自己與俄國人勾結的經過，在自己的日記裡將索賄受賄的內容刪得乾乾淨淨（但他們做不到刪去俄國檔案的記錄，所以後人才能知道）。中國使團回國後，清廷上下對談判中傳教士們與戈洛文的勾結一無所知，相反“上至欽差大臣，下至普通士兵，無人不說此次成功完全有賴於傳教士們”。康熙帝也對於談判的成功深為快慰，甚至專門單獨“以使人難以置信的滿意的表示來接見”徐日升和張誠，並令人高聲宣讀下面的話：“朕躬甚好，卿等好否？朕知爾等如何出力為朕效勞，力圖使朕滿意。朕知由於爾等之才幹與努力而使和約得以締結。爾等為此竭盡全力。”作為對徐日升等傳教士的回報，康熙皇帝解除了對天主教傳播的限制。這是從利瑪竇以來，多少傳教士夢寐以求的理想。恰恰在傳教士出使尼布楚之後，他們才得到這一權利。徐日升於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在北京去世，依舊矇在鼓裡的康熙皇帝親自對其下了蓋棺論定的評價：“朕念徐日升齋誠，遠來效力歲久，淵通律歷，製造咸宜，扈從惟勤，任使盡職，秉性貞樸無間，始終夙夜殫心，忠悃日著，朕嘉許久矣。”至於早徐日升一年去世的張誠，在中俄交涉之後，他一直擔任康熙皇帝的御前進講教師，講授過數學、哲學、醫學和人體解剖學。張誠起先被葬在柵欄墓地，後於1735年遷入新建的正福寺法國傳教士墓地。其墓碑目前陳列在“五塔寺”石刻藝術博物館。對於這兩個大清使團中吃裡扒外的“內鬼”來說，不能想象還有比這更好的結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