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來，阿根廷母親蘇珊娜·特里馬科從沒想過放棄尋找失蹤的女兒，即使丈夫丹尼爾已經因不堪精神上的壓力，多年前死於抑鬱症。
死亡對於飽受折磨的靈魂來說是種解脫，臨終前，丹尼爾握緊她的手說，“我不想再活了，我不想沒有瑪麗塔！”
無數次期盼帶來無數次失望，丹尼爾的精力和對生活的熱情已經被多年的找尋和折磨耗盡。他活著如同行屍走肉，最終選擇用死亡來逃避失去女兒後鋪天蓋地的痛苦。
但堅強的母親蘇珊娜沒有被擊垮，她像名無所畏懼的英勇戰士，為了女兒，發誓要將阿根廷罪惡的陰暗角落曝光於眾。
一、愛女失蹤
蘇珊娜是一位普通的阿根廷母親，有著烏黑的頭髮，和一雙明亮機警的眼睛，她的說話速度很快，講話時帶有拉丁美洲人獨特的語調。
她和丈夫丹尼爾育有獨女，名字叫瑪麗塔·貝隆（下圖右）。
瑪麗塔身材高挑，長相甜美，喜歡做飯、熱愛文學，愛寫詩，一直是蘇珊娜夫婦的驕傲和希望。
瑪麗塔23歲，已經結婚並生了可愛的女孩索爾·米凱拉。
這樣簡單幸福的生活卻在2002年4月3日戛然而止。
3號早上，親密的母女在餐桌上吃了頓清淡的早餐，蘇珊娜拿出自己的一件T恤給女兒穿。
九點多一點，瑪麗塔離開家，臨走前，她對媽媽說，“別擔心，媽媽，我會在一小時內回來！”
悲痛萬分的是，瑪麗塔再也沒能回到家。
瑪麗塔當天的計劃是去家附近一家醫院接受放置宮內節育器，預約時間是在上午9點30分。
根據後來兩位目擊者的說辭，她最後消失的地方是在離家很近的一個街區遠的十字路口（下圖）。
在這個十字路口，一輛帶有有色窗戶的紅色汽車停在瑪麗塔旁邊。
沒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也許這些男人把她趕進車裡，也許他們毆打她或用Q威脅她。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瑪麗塔從未去過醫院，從此消失得無影無蹤。
最初等待的幾個小時是可怕的，蘇珊娜六神無主，驚慌失措，絕望的情緒在肚子裡慢慢滋生，逐漸蔓延至全身，她的雙腿忍不住打顫。
在瑪麗塔失蹤四個星期後的5月，西北城市相簿曼附近一個名叫阿德蘭託斯的小鎮上的居民打電話給當地警方，稱一名衣冠不整，看上去醉酒、吸D或迷路的婦女正在四處遊蕩。
令蘇珊娜失望的是，這名遊蕩的女子不是她的女兒。
不久後，她懷疑女兒的失蹤可能與附近一位不友好的護士鄰居有關。
當時瑪麗塔已經有個蹣跚學步的孩子，並希望一段時間內保持這種狀態，因此她決定使用宮內節育器，這種阿根廷當時非常流行的節育裝置。
護士告訴瑪麗塔，她的男朋友是當地一家婦產醫院的人事主管，可以介紹給瑪麗塔，從而為她節省私人設施的費用。
瑪麗塔去了這家醫院，但一到那裡，就發現護士介紹的男人根本不是人事主管，而是一名看門人。
不止如此，在醫院裡，瑪麗塔還看到一張警方的通報，上面有一張護士的照片，聲稱這名婦女是一起嬰兒盜竊案的嫌疑人。
蘇珊娜警告女兒，讓她離護士遠點！
瑪麗塔告訴媽媽，“別擔心，我不會再和她有任何聯絡了！”
蘇珊娜把自己的懷疑告訴警方，然而在調查取證後，警方表示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該護士參與貝隆失蹤案。
隨著時間的推移，關於貝隆案件的輿論走向卻開始變味，謠言沸騰。
在當時的阿根廷，賣Y是合法的，人口販賣也不是犯罪，人們的普遍觀念是，任何參與X交易的人都是自願的。
從媒體到官場內的許多阿根廷所謂的體面人都認為，瑪麗塔的消失是她自己的宿命，但是蘇珊娜從不相信。
不久之後，一條線索顯示人販子可能將瑪麗塔帶到一家迪斯科舞廳，警方調查人員稱，該舞廳的老闆與有組織的人口販賣犯Z有關。
但當蘇珊娜請求警察幫助時，他們給她設定了很多障礙。
“無論我告訴警察什麼，他們都會以相反的方式處理，會花好幾天的時間來跟進線索！”
蘇珊娜感到恐懼和憤怒，她有很多疑問，譬如為什麼目睹瑪麗塔被綁架的鄰居一直拒絕與調查人員交談。
那個騎腳踏車的告訴蘇珊娜資訊的老木匠，後來神奇地消失了，再也聯絡不上。
蘇珊娜開始相信阿根廷當局不僅無能，甚至懷疑當局中的某些人以某種方式參與了女兒的失蹤。
蘇珊娜回憶道，“我忍不住大聲哭泣，一直尖叫到喊不出聲來。然後我意識到自己必須堅強，我必須用我的頭腦思考，而不只是我的心。”
“這些人很有權勢，而我是一個小人物，我沒有錢，沒有權力，沒有資源。如果我想找回女兒，我必須比他們更聰明！”
二、單獨尋女
偉大的母親決定獨自採取行動，她裝扮成J女，參觀拉里奧哈的酒吧，這些酒吧兼作J院。歷盡千辛萬苦，她終於得到蛇頭的電話號碼，得到進一步交易的機會。
2002年6月，蘇珊娜單獨與一名女性販賣者會面，在進入一個密封的房間後，那裡有12名女孩被扣為人質。
“未成年人還是成年人？”女人問她。當蘇珊娜提到未成年人時，這位女士告訴她，每個女孩的價格至少要3500比索（大約900美元）。
蘇珊娜答應帶著錢回來，在離開後通知警方，第一批女孩得救了，但是讓蘇珊娜再次失望的是，仍然沒有瑪麗塔。
之後在正義的警方調查員豪爾赫·託巴的幫助下，蘇珊娜開始追蹤和記錄一個與警方、法律系統和政府官員有著勾結的龐大人口販運網路。
但當她和託巴越用力往前調查，他們越驚恐地明白，隱藏在黑暗角落裡的敵人是誰。
到2003年5月，有關瑪麗塔下落的線索幾乎消失殆盡。
那一年，託巴得到了一個可靠的訊息，瑪麗塔被販賣到西班牙。
於是，蘇珊娜和託巴趕緊前往那裡，這次他們營救了25名女孩，其中19名來自阿根廷和其它中美洲國家，但遺憾的是仍然沒有瑪麗塔的跡象。
垂頭喪氣的蘇珊娜回到家中，掩面痛哭，這是關於女兒下落的最後一條可靠線索。
三、遭遇威脅
在堅定不移的尋女過程中，蘇珊娜遭遇的威脅越來越大。
陌生男人三番五次打電話威脅她，他們打算砍下她的頭，扔進河裡。
有幾次蘇珊娜差點被私家車碾壓；還有人放火燒了她的房子，燒燬了一半的屋頂。
2012年，蘇珊娜將被指控犯有與瑪麗塔失蹤有關的的7名男性和6名女性（下圖）送上法庭。
對方的辯護很無恥，聲稱蘇珊娜本人是一名J女，在瑪麗塔的丈夫大衛的縱容下，將自己的女兒賣給了性奴役。蘇珊娜和女婿斷然駁斥此類誹謗。
這13名嫌疑人被當庭無罪釋放。一週後，蘇珊娜見了時任阿根廷總統德基什內爾，對三名作出判決的法官的彈劾程式正式啟動。
2013年12月，原13名被告中有10人因綁架和X剝削瑪麗塔被判有罪。
對於蘇珊娜來說，審判是一種宣洩和報復，也是一種進步。
正是她的堅持才讓阿根廷政府被迫承認每年有成千上萬的人，其中大多數是年輕女孩，被綁架並被賣為性奴。
此前，阿根廷政府根本不承認販賣人口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阿根廷作為南美洲人口販賣的主要來源國、中轉站和目的地，被聯合國列為全球人口販賣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蘇珊娜的執著也迫使阿根廷政府打擊系統內部的腐敗和不作為。
多年來，貝隆案件已成為阿根廷和南美洲大部分地區打擊人口販運的象徵。
用聯合國官員的話來說，蘇珊娜的奮鬥和成就是無法估量的。
2007 年蘇珊娜創立了瑪麗亞·德·洛杉磯基金會，旨在幫助被綁架或販賣的婦女和女孩，該基金會已經代表被綁架的女性提起上千件訴訟案件，它還培訓法官、檢察官和其他執法人員。
同年，為表彰蘇珊娜在打擊人口販運方面所做的努力，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儀式上，美國前國務卿賴斯向她頒發了國際勇氣女性獎。
2012年加拿大政府授予蘇珊娜人權與自由捍衛者獎，她還被提名為2013諾貝爾和平獎。
蘇珊娜始終相信女兒還在某個地方活著，因為自己的努力會使瑪麗塔“有價值”而無法被殺死；如果她的屍體被發現，就會牽連阿根廷政府中太多人。
四、平凡偉大的母親
蘇珊娜無數次在夢中夢見女兒，她發現自己穿過一片巨大的樹林，在這片森林的盡頭，有一座富麗堂皇的房子，透過房子的一個窗戶，她發現了女兒。
她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和喜悅，跑過去，看到女兒正舒適地坐在沙發上看著閃爍的電視機，場面平靜而祥和。
“每次我聽到瑪麗塔出現在某個地方的報道時，我都想長出翅膀，馬上飛到那裡，放下一切飛向她。我永遠不會停止尋找她，我知道她還活著，我能感覺到她!”
致敬一位普通的阿根廷母親蘇珊娜·特里馬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