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朱總司令和周總理是建立新中國的三位偉人，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們彼此間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但是在1929年的上半年，毛主席和朱老總兩人之間卻出現了一些分歧，而那次分歧如果處理不好，便極有可能引發紅軍內部的不和諧，所幸的是，在周恩來的從中斡旋下，那場不和諧的隱患最終被消弭於無形。
那麼，“朱毛分歧”究竟又是怎樣一回事呢？
1929年初，鑑於蔣介石反動派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會剿形勢的日趨嚴重，毛主席和朱老總召開會議，決定率領紅四軍主力下山出擊贛南，以求打破敵人對井岡山的封鎖圍剿。
於是在1929年1月14日，毛主席和朱老總率領紅四軍主力下山。
原本毛主席和朱老總想趁國民黨部隊未曾發現紅四軍下山這一時機迅速突破封鎖線，然後達到“圍魏救趙”的目的，但不曾想，敵人早就掌握了紅四軍下山的情報，於是敵軍兵分兩路，一路繼續圍困井岡山，另一路則對紅四軍進行追擊。
就這樣，下了山的紅四軍遭到了敵軍的圍追堵截，部隊幾乎每天都要急行軍和作戰，以此來擺脫敵軍的糾纏。於是，原本計劃的一場突圍戰幾乎變成了單方面的逃脫，而在逃脫的過程中，紅四軍損失慘重，何挺穎、張威等高階軍官均在作戰中犧牲。
正是因為部隊每天都要想方設法地擺脫敵人的糾纏，毛主席等人才意識到當時黨和部隊的領導機構太過麻煩，甚至有些重疊，這樣不利於作戰命令的快速準確的傳達，更不利於指揮部隊作戰。
於是在2月1日，部隊暫時甩掉敵人進入羅福嶂山區後，進行短暫的休整，而紅四軍也趁此時機召開了一次前委會議，會議決定：
為應對當前的特殊時期，紅四軍軍委可暫停辦公，把權力集中到前委，由前委領導軍內各級委員會的工作
這實際上是取消了軍委，由前委統一指揮紅四軍的行動。
對於這一點可能很多人並不瞭解其中的意義，這裡簡單說明一下。
在井岡山時期，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紅四軍設有軍委和前委，軍委管轄軍內各級黨部，由朱德任軍委書記；前委則指揮紅軍並領導地方黨部，由毛澤東任前委書記。
羅福嶂山區的會議決定就意味著，對紅四軍的指揮權力要集中到毛主席這裡。
本來這個決定也沒有任何不妥，但是到了5月，隨著贛南、閩西局面的相繼開啟，紅四軍得到極大的發展，單靠前委領導軍隊和地方工作已經有點難以兼顧，於是前委再一次召開會議，決定成立“臨時軍委”，由從蘇聯留學歸來的劉安恭任臨時軍委書記，分擔軍隊的工作。
然而，就是這個劉安恭，一手激化了毛主席和朱老總之間的分歧。
劉安恭是朱老總的老鄉，早些年兩人還曾在四川軍閥楊森手下共同參加北伐，然而大革命失敗後，他就被派往蘇聯留學，直到這次回國擔任紅四軍臨時軍委書記。
劉安恭雖然在蘇聯學過軍事，但對中國的國情卻一點也不瞭解，而且這個人權力慾望非常大，所以當他擔任臨時軍委書記後便完全效仿蘇聯的那一套，並堅決執行中央給毛主席和朱老總寫的“二月來信”。
二月來信是2月7日中共中央給紅四軍的指示信，信中明確要求毛主席和朱老總“將紅軍的武裝力量分成小部隊的組織散入湘贛邊境各鄉村中進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敵人目標的集中”，同時要求“朱德、毛澤東離開部隊前往中央以避免敵人更多的注意”。
對於二月來信，紅四軍前委曾予以回覆，他們指出信中意見過於悲觀，中央並不瞭解當時贛南、閩西甚至是全國的革命形勢，當時蔣桂兩派正在激戰，紅四軍完全可以趁此機會向江西、福建發展，以此開壯大力量。
對於紅四軍前委的回信，中共中央在認真研究後也給予了一定的肯定，於是二月來信也就不了了之了。
可是，隨著劉安恭的任職，二月來信再次被提及，不僅如此，他還在臨時軍委會議上，對前委作出了一項決定，即：
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其他事。
對於這個決定，劉安恭是這麼解釋的，他認為蘇聯就是這麼做的，紅四軍也要這麼做，而且必須立即正式恢復軍委，由軍委直接領導軍隊。
本來在當時，恢不恢復軍委就不是一個值得爭論的問題，畢竟隨著紅軍的擴大，軍委自然會得到恢復，但如何恢復，何時恢復，恢復後的軍委成員如何選舉產生都需要時間，到時候，大家坐下來就這個問題討論一下，也就解決了。
可是，劉安恭這麼一插手，問題就變得有些微妙了，因為他只想為自己爭權，他的一句“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其他事”就直接把前委、把毛主席架空了，所以自然就引來了很多擁護毛主席的人的不滿，而與此同時，中央也建議恢復紅四軍軍委，朱老總便贊同中央的決定，認為應該恢復軍委。
我們應該也必須相信朱老總當時絕對是以擁護中央的態度來堅持設立軍委這一意見的，他本人是不可能存有私心的，否則在不久之後，他又怎麼會寫親筆信請毛主席出山呢，當然了這是後話。
但朱老總的態度卻在某種程度上被劉安恭利用了，於是劉安恭便擁護朱德為“擁護中央派”，即擁護中央設立軍委的指示，在紅四軍內部進行大肆宣傳，同時汙衊毛主席不服從中央。
對於劉安恭的汙衊，當時擁護毛主席的林彪等人也給予了回擊，然而林彪等人的回擊卻也成為這場分歧的引爆者之一，林彪當時竟然直接將槍頭對準了朱老總，汙衊朱老總是“個人英雄主義”，在搞“封建關係”、“無形結合派”，是“政客的手段”、“卑汙的行為”等，甚至公開說朱德成立軍委是公然的奪權行為。
總而言之，雙方就此問題互相詰責、發難，這就使得一場本來可以依靠前委會議商討解決的問題變成了一場街頭謾罵，而毛主席和朱老總在軍隊內的威信也因為這場爭論、謾罵得到極大的削弱！
如果不及時的制止這場爭論，那麼爭論極有可能引發紅四軍的分裂！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真實存在的隱患。
面對這種情況，為避免爭論的進一步激化，毛主席便以養病為由，離開前委書記的職務，而朱老總也是爭論的一方，不好出面擔任這一職務，於是便由陳毅代理前委書記一職。
為了徹底解決這一問題，6月22日，在陳毅的主持下，紅四軍召開“七大”，然而陳毅還是太過年輕，他雖然對革命充滿了熱情，但經驗還是不足，對於這種比較複雜的情況，他採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辦法。對朱老總提出了一定的批評，對毛主席也提出了批評，由於毛主席是前委書記，對這場爭論負有主要責任，於是對毛主席的批評要多過朱老總。
也因為此，毛主席後來一段時間對陳毅是有一些看法的，他甚至在後面給朱老總的信中挖苦陳毅為“陳毅主義”，不過這些都是漫漫革命生涯中的一個可有可無的小插曲，而且老一輩的革命家內心都是坦蕩的，當問題得到解決後，不管是毛主席、朱老總還是陳老總，他們都不會因為這件事而讓彼此間的關係有了隔閡。
但在當時，毛主席還是非常生氣的，事實上，毛主席對中國的革命形勢和紅軍的實際情況的判斷還是非常準確的，他當時堅持不設立軍委也是有充分的理由，但紅四軍的“七大”卻讓他莫名地背上了一口黑鍋，加之自己身本就犯了瘧疾，於是他所幸以“養病”為由去了閩西指導地方工作，自此，紅四軍暫由朱老總和陳老總領導。
毛主席和朱老總的分歧到這裡便暫告一段落了，然而，沒有毛主席的紅四軍在後面的幾次戰鬥中表現得不盡人意，朱老總也意識到紅四軍不能沒有毛主席，於是便在紅四軍“八大”召開之際給毛主席寫了一封親筆信，希望他能夠回來。
當時的毛主席年輕氣盛，他覺得自己沒有犯錯，卻無端被指責，氣還未消的他給朱老總如此回信：
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嚴正督促工作，這是陳毅主義的眼中之釘，陳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討好，我辦不到。我不能隨便回來，這個路線問題不解決，我就不能回來。
看來，毛主席和朱老總的分歧表面上看在“七大”得到了解決，但實際上並沒有，原則性很強的毛主席並沒有向現實妥協，他認為中國的革命、紅軍的發展道路不能夠這麼不明不白、稀裡糊塗，任何事情都一定要有一個規範的、正確的、清楚的解決方式。
紅四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支正規武裝力量，紅四軍發展如何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夠反映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全國武裝的發展情況，如果朱毛分歧不能夠徹底解決的話，那麼紅四軍分裂的隱患依舊存在，如此便不利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發展。
就在問題僵持不下之際，一封來自上海黨中央的信傳到了紅四軍，持續半年之久的朱毛分歧將因為這封信而得到徹底的化解。
原來，紅四軍的“七大”結束後不久，陳毅便作為紅四軍的代表前往上海黨中央彙報“七大”的會議結果和朱毛分歧。
在抵達上海之前，陳毅便將大體情況寫成報告，透過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提前送達上海。
當時周恩來在上海黨中央主持日常工作，在收到陳毅的報告後，便建議中央立即就朱毛分歧一事召開會議。
8月13日，周恩來在會議上明確指出：
劉安恭將毛澤東、朱德分成兩派，許多是不符合事實的，在故意造成派別。
在陳毅還未到達上海，中央還沒有完全瞭解紅四軍情況的前提下，周恩來堅決的支援了毛主席和朱老總在紅四軍中的領導地位，並建議先給紅四軍發去一封信，勉勵他們要繼續努力與敵人鬥爭，同時建議將劉安恭調回中央。
最後，會議同意了周恩來的建議，並決定紅四軍暫時不設立軍委，軍事依舊由毛澤東、朱德共同指揮。
後來根據會議的決定，周恩來代表中央起草了“八月指示”，只不過遺憾的是，因為交通問題，八月指示未能及時送達紅四軍，因而八月指示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毛主席也依舊在閩西養病。
再後來，陳毅抵達上海，向中央詳細彙報了紅四軍的情況，8月29日，中央召開臨時會議。
會議上，陳毅實事求是地陳述了紅四軍的相關問題和朱毛分歧，大會決定成立一個由周恩來、李立三、陳毅組成的委員會，負責起草對紅四軍的指示信。
最後，經過三人的深入探討，周恩來代表中央委託陳毅起草《中共中央給紅四軍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
九月來信正確分析了當時全國的革命形勢，及時的給予了紅四軍正確的指導任務和發展方向。
信中，周恩來提出了“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徵，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如有人懷疑紅軍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國革命的實際，就是一種取消觀念”的正確論斷。
除此之外，九月來信還向紅軍提出了三大任務，即：
發動群眾鬥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實行遊擊戰爭，武裝農民，並擴大本身組織；擴大游擊區域及政治影響於全國。
對於朱毛分歧，周恩來也在九月來信中給予了正面的徹底的解決辦法，除了指出朱毛分歧中的一些錯誤外，信中還指出：
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 ‘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
尤其是對紅四軍前委的相關工作，周恩來更是直言不諱地給出了意見：
前委應糾正朱、毛兩同志的錯誤，要恢復朱、毛兩同志在群眾中的威信；朱、毛兩同志經過前委會議誠意接受中央指示後，仍留前委工作，毛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並須使紅軍全體同志瞭解而接受。
九月來信堅定的支援了以毛主席、朱老總為核心的前委對紅四軍的領導地位。當陳毅帶著九月來信回到紅四軍時，雖然見到了此前毛主席批評自己的文章，但經過兩個多月黨中央的深入學習和領悟，陳毅已經深刻意識到了當初自己的錯誤。
於是他和朱老總聯名給毛主席寫信，在向毛主席傳達九月來信的指示時又非常誠懇地請他回到紅四軍繼續主持工作，而毛主席在接到九月來信和朱老總、陳老總的信後也極為感動，於是，毛主席再次回到紅四軍的領導崗位。
11月26日，三人再次相見，老戰友相聚，之前的一切矛盾頓時煙消雲散。
毛主席首先向朱老總和陳老總表示，願意接受中央的批評和指示並立即回到前委繼續工作，同時就之前自己說過的一些傷感情的話表達了歉意，而朱老總和陳老總也先後向毛主席表達了歉意和歡迎，於是一場紅四軍潛在的分裂隱患，被周恩來主持起草的一封信頓時化為烏有。
經過這件事，毛主席、朱老總、陳老總等人對周恩來非常的信服，在解決這次“朱毛分歧”中，周恩來展現出了高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超遠的政見與領導能力。
毛主席迴歸紅四軍後，紅四軍召開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傳達九月來信的指示精神，這就是著名的“古田會議”。
古田會議上，毛主席再次當選為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書記，與此同時，古田會議還及時糾正了黨內及軍隊內出現的極端民主化、非組織化等錯誤傾向，解決了如何從加強黨的思想工作著手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和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根本問題，古田會議由此成為人民軍隊建設史上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同時對加強黨和紅軍的建設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事實上，不管任何時候，具有共同理想的同志、戰友也難免會在某些觀點上出現分歧，尤其是紅軍初創之時，因為歷史上沒有經驗可以借鑑，大家都是在黑暗中摸索前進，因此，出現錯誤或者分歧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了，毛主席和朱老總作為人民軍隊的建立者，自然也不可避免。
但是隻要共產黨人能夠凝心聚力，面對錯誤能夠及時糾正、總結，面對分歧能夠心平氣和地分析、討論，那麼所有問題終究都是能解決的，畢竟解決辦法總比困難多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