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克鼎 高93.1釐米，口徑75.6釐米，重201.5千克 大克鼎銘文
“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館受贈青銅鼎”特展最大亮點無疑是大盂鼎和大克鼎。其實早在2004年，上海博物館就曾經聯合國家博物館舉辦過兩鼎的“合璧”展，彼時的展覽實則是為了慶祝大鼎的捐贈者、潘祖蔭孫媳潘達予先生百歲壽誕，以此表達對於國寶守護者的敬意。北青藝評此前曾介紹了大盂鼎，本文將著重揭秘大克鼎的身世。
大克鼎的年代
在此次展覽中，策展方將大克鼎的年代定為西周中期孝王時代。這一觀點來自上海博物館前館長馬承源先生。馬先生斷代的依據主要有三點：一是根據銘文所示，克的祖父（文祖）師華父服事周恭王，從而判斷作為孫子的克當在孝王；一是銘文中冊命禮上擔任右者的申季出現在恭王器五祀衛鼎銘文中，彼時申季官階尚低，僅為邦君厲的下屬，因此大克鼎時代與五祀衛鼎時代不能相去太遠；一是同一人所作的克鍾銘文出現的紀年“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而依據四分月相說判斷此紀年和日期符合孝王十六年的歷譜。此外，關於大克鼎以及克組青銅器的斷代則有陳夢家的夷王說，郭沫若和唐蘭的厲王說（上博李朝遠先生亦持此說），以及上海博物館周亞先生的夷、厲之際說。我們更加贊成大小克鼎皆為厲王器的觀點。
首先，大克鼎與小克鼎的器型更接近於厲王時期的禹鼎，相比於宣王晚期的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逨鼎，兩件克鼎的腹部更深，顯得年代更早。但這種立耳、腹部微垂、獸蹄狀足的造型，是西周晚期常見形制。這一器型與西周中期淺垂腹、柱狀足造型有很大差別。其次是克鼎腹部的波曲紋很成熟，與所見的厲王、宣王器如頌器、函皇父器等相近。再次，大克鼎的右者申季也見於厲王時的伊簋，未見得與五祀衛鼎的申季是同一人。還有就是，大克鼎銘文製作字模的同時加刻了界格，這種形式多見於厲王時期。最後，根據筆者以往的研究，西周中期極少見周王派遣使者巡視諸侯或王畿的銘文，而小克鼎銘文則表明，周王派遣克“捨命於成周，矞正八師”，即代表周王到成周（洛邑）視察成周八師軍隊。這與周厲王加強王室權力的改革有關，更與該時期對南淮夷的大規模戰爭密切相關。
“克組器”是個大家族
學術界習慣上將同一人擁有的多件青銅器稱作“某組器”。“克”的家族在西周雖然並不是望族，但以大克鼎為代表的“克組器”數量龐大，堪稱青銅器裡的“大家族”。
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一書談及小克鼎的出處時引用古董商趙信臣的話說，光緒十六年（1890年）（實際“克組器”出土時間為光緒十五年，即1889年）在陝西岐山（應當為扶風）任村任姓家出土“百二十餘器”。而1934年出版的《續修陝西通志稿》卷135《陝西金石志》則說，大克鼎“發現之處若土室（即窖藏），然共得鍾、鼎、尊、彝等器七十餘……”兩處記錄出土青銅器數量差距較大，但總體而言此次發現數量的確驚人。
任村窖藏中與克有關且儲存至今的器物有：大克鼎1件，小克鼎7件，師克盨3件，克盨1件，克鎛1件，克鍾5件，共計18件。宋代呂大臨撰寫的《考古圖》中著錄一件伯克壺，其出土地點也在任村一帶，且其銘文中的伯克應當就是大小克鼎中的克。但可惜的是，伯克壺早已丟失，僅存宋人描摹的線圖。
從銘文可知，克的祖先有文祖師華父（大克鼎）、皇祖釐季（小克鼎）、皇祖考（孝）伯（克鎛）。郭沫若先生認為大克鼎的師華父就是小克鼎的釐季，是一名一字的關係。但是，通觀金文辭例，皇祖與文祖在輩分上還是有差異的。祖父以上數代先祖皆稱皇祖，而“文祖”則常和“文考”同時出現，“文考”是先父輩，那麼“文祖”應當就是祖父輩。例如興鍾銘文有“高祖辛公、文祖乙公、文考丁公”，這裡明顯是三輩祖先——曾祖（辛公）、祖父（乙公）和父親（丁公）。因此，克器的文祖師華父應當比皇祖釐季和孝伯輩分要低，是克的祖父。同樣被譽為皇祖的釐季和孝伯也不是一輩人，這從名字中的排行可以看出，但世代久遠可以統稱為“皇祖”。
師華父的職官是“師”，這並不是一個很高的職位，主要職事與軍隊有關。在西周金文中以“師”為氏的人很多。克起家的職官是膳夫，這是一個內廷供奉天子膳食的小官。由於是天子身邊的近臣，因而可以臨時向外部傳達天子命令。在西周早期國家體制中，內朝與外朝的界限並不清晰，服務於天子本人的職官有時也會從事宮外事務。在小克鼎中，克就作為膳夫奉命巡視成周八師，這很像是明代太監出鎮邊關作監軍，當然克本人並不是太監。最後，克還是繼承了祖父的職位，出任“師”官，名字也變成了“師克”，其職事是執掌宿衛部隊——左右虎臣。
總之，克家族職官、地位並不屬於高門望族，但由於能夠服務於內廷，從而擁有相當的權勢。目前發現的克組青銅器雖然不是克器全部，但已經數量驚人（有學者認為同出任村窖藏的中義父諸器也是“克組器”），而且“克組器”的紋飾相當精美，器型也規整可觀。相比之下，出自南宮望族的南宮柳鼎就拙樸很多。這可能與克是家族宗子（伯克壺）地位有關，也可能是厲王寵信近臣，有意抬高其地位。
來源：北京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