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晗一
《謨區查抄本》：沉睡了400年的東南亞百科手稿
1947年，歷史學家Charles R. Boxer（中文名為謨區查，1904-2000）在倫敦Holland House的一場拍賣會上發現了一本繪有大量精美插圖的手稿，迫切地將其拍下。一生致力於收集珍貴圖書和手稿的謨區查敏銳地察覺到，該手稿的意義非同一般。1950年，謨區查發表了關於該手稿的第一篇學術文章——“A Late Sixteenth Century Manila MS，”將其稱為“MS (Manila Manuscript）”，即馬尼拉手稿。至此，該手稿才真正為世人所知。學術界將馬尼拉手稿命名為The Boxer Codex（即《謨區查抄本》，以下簡稱《抄本》）來紀念他的貢獻。
《抄本》共有612頁，其中314頁為文字，97頁為手繪插畫，剩下的197頁是空白。根據插畫及其附屬的文字，該抄本共由22部分組成，但其中僅有5個部分標有明確的作者，而插畫師身份未知。《謨區查抄本》主要描繪了來自東南亞以及東亞地區的當地居民，是在馬尼拉的西班牙人編纂的關於東亞社會概況的百科手稿。
事實上，《抄本》中有關明代中國的插畫及文字部分佔據了內容約三分之二，共計有58幅插圖和110段描述性文字，主要內容涵蓋了明末時期的中國人物、神靈、異獸和鳥類。謨區查在“A Late Sixteenth Century Manila MS”一文中對《抄本》進行了總覽性的研究，就抄本的年代、性質、編撰這等基本問題做了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分析和判斷。他指出，最有可能負責編撰這本書的人，是當時西班牙駐菲律賓的總督，Gómez Pérez Dasmariñas（1519-1593），或者是他的兒子 Luiz Pérez Dasmariñas（?-1603）。該抄本通篇是由手寫體的西班牙文撰寫，所用的紙張可能是一種產於中國的“rice paper（通草紙）”，並且該抄本的裝訂方式採用了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一種流行於伊比利亞半島的風格。關於《抄本》中明代中國的部分，謨區查也分享了他的博學和睿智。謨區查認為，從繪畫風格、著墨和色彩上看，《抄本》中的中國插畫屬於明代中國繪畫。其中，有關中國神像的插畫可能是源自《封神演義》以及《三國演義》。鑑於每幅插畫上都繪有邊框和名稱，謨區查指出，這些邊框呈現出一種中西融合的風格，而畫上方的名稱則是用廈門方言的羅馬體（Romanization）書寫而成。在謨區查之前，《抄本》從未引起過任何人的關注，它不知在何時從西班牙流入英國，更無人知曉它是如何出現在Holland House。至此，被遺忘了400餘年的《抄本》才真正進入人們的視野。
圖1 The Boxer Codex， 原件封面，現藏於美國Lily Library
“平民百姓”：廣東夫婦與常來夫婦
在《抄本》中，共有六組描述中國人物的插畫，即“常來Sangley”，“大將Cap.kn general”，“文官Mandarin lenado”，“太子príncipe”，“皇帝Rey”和一組未被命名的人物插畫。位於202頁的第一幅插畫向讀者展示了一對男女，兩人對望彼此。男性人物頭戴黑色四方高帽，身著淡藍色長袍，腳蹬黑靴，手持一把摺扇，扇子閉合，扇面書寫“廣東”二字。與他對望的女子面板白皙，頭髮高高盤起，身著綠色長款半袖，內有白色底衣，下身著紅色百褶裙，腳蹬紅靴，有藍色布料覆蓋其上。在第二幅名為“常來Sangley”的插畫中，同樣是一男一女互相對視，男子頭戴黑色圓高帽，蓄絡腮鬍，身著淡藍色長袍，腰間繫腰帶，白襪藍鞋，手持一把摺扇，扇面繪有風景人物圖（圖3）。女子則將頭髮分為三束盤於頭頂，有彩色髮簪固定。其身著綠色長袖衫，下身著紅色摺裙，腳蹬紅靴，足面有藍布覆蓋。作者推測，圖2中的一男一女，處於同一幅畫面中，相互對視，服飾同類，兩人應屬夫妻關係。
圖2 佚名
圖3 “常來Sangley”
圖2中的男子所戴黑帽，應當是明代初就已經開始流行的“四方平定巾”，有四方太平，天下安定之意。通常它是由四個摺疊平角組成，由棉或麻製成。男子的交領寬袖藍袍符合明代男子常見的一種款式——褶子。其鞋子並未有太多細節，應當是明代男子常穿的皂靴。值得注意的是該男子手中所持摺扇，扇面上書寫的“廣東”二字極有可能暗示了該男子的身份來源。因此作者推測，圖2中的夫婦可能來自廣東。
圖3的女子形象也較為常見。女子的髮型較為樸素，是為“高頂髻”的一種最基礎造型。其身著綠色圓領半袖衫搭配紅色馬面裙。值得注意的是，女子的鞋子並未被完整展示，而是僅露出一個小小的鞋尖，在小腿上還可綁上一層足衣。
相較於圖2，圖3人物的服飾與髮型被加入了一些細節。男性所戴的帽子通常是由六瓣布片縫製而的六合一統帽，象徵天下一統，與四方平定巾一樣，同為洪武時期開始流行的最常見的男子帽式。其長袍同為褶子，但是足部特徵不明顯。此外，男子手持的摺扇上繪有一名佩劍隱士，屹立於日出山水前。自元朝起，摺扇被朝鮮作為貢品進入皇室後，中國工匠逐漸對摺扇的材料、形制進行了極大的改進，明代士人最為常見的裝飾物之一。從這兩幅插圖來看，畫師有意為讀者塑造了明代“平民男子”的形象。
廣東人物和常來人物中的女子形象在明代亦屬常見。普通女子日常的裝扮一般為盤髻、襦衣、襦裙，或者是比甲、馬面裙等。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傳統習俗，廣東和常來女子本應被小心隱藏起來的足部，卻在插畫中被顯露出來。事實上，明代東南沿海的下層婦女迫於生計，需要從事大量農業和漁業勞動，對於她們而言，天足必不可少。此外，從性別角度而言，露足也不符合閨閣禮儀。或許，畫師生長的東南某地社會風俗便是如此？
神化的武將：明代將軍與軍士
第三幅插圖名“大將Cap.kn general”，同樣是由一位將軍和一名軍士構成，兩人相對而立，軍士向將軍行拱手禮（圖4）。畫面中的將軍形象，被畫師著以華麗的造型和色彩，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將軍頭戴獸面羽毛紋頭盔，兩肩鎧甲也被加入了獸面元素，左手持長柄斧。軍士拱手於胸前，頭戴藍盔，身著布衣，腰間佩一柄寶劍，腳蹬皂靴。顯然，畫師意在運用這兩位人物來代表明代中國的軍人形象。
圖4 “大將Cap.kn general”
圖5 韋陀天，壁畫 區域性（明代）北京法海寺
明中後期，類似《抄本》中將軍人物的華麗軍服通常見於武神形象，例如門神。這些武神通常被繪製成身著華貴鎧甲的守護神，突出其神性和法力，以此來滿足民眾對於武神的想象。明代水陸畫中，象徵守衛的武神總是屹立於主神的兩側，例如北京法海寺現存的壁畫中，以四大天王和韋陀天為主的武神頭戴鳳翅盔，身著獸面鎧甲，通身用珠寶裝飾，腰間的腰帶總是懸掛繫著結的緞帶（圖5）。關於明代民間常見的門神，最有名的兩位當屬秦叔寶和尉遲恭。根據《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的記載，二人最初是李世民的手下將領，他們二人共同守衛李世民，使其免於邪惡侵襲，並在《西遊記》中作為門神，由此被世人熟知。因此，圖4中的將軍人物與明代民間年畫中的門神在風格上也有眾多相似之處。不同於將軍的華麗軍服與武器，圖4中的軍士形象則並沒有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他頭戴紅色頭盔，身著布衣，腰間佩劍。遺憾的是，根據現有史料，軍士的服飾並未有太多的線索可供參考。
文官夫婦
第四幅插圖為《抄本》中頁碼編號為“208”的“文官Mandarin Lenado”人物插圖。由插畫標題可知，該圖意在指代明代文官以及嫁入官僚家族中的貴族女子（圖6）。
圖6 “文官Mandarin Lenado.”
插畫中的男子頭戴黑帽，帽子字尾雙翼，身披圓領藍邊紅袍，胸前繡有金色紋樣。其腰間束有腰帶，左手則另託一腰帶，腳蹬皂靴。女性人物依舊梳著高盤髻，有珠寶髮飾做點綴，上衣為圓領寬袖短衣，下身裹一短一長兩層裙襬，腰前系一彩繪緞帶，雙臂間披一綢帶。女子雙手拱起，藏於袖中，與男性人物互相對望。
畫中的男子形象顯然代表了明代的文官。根據《大明會典》，明朝官服的標準制式應為烏紗帽，圓領長袍，皂靴。官員上朝面見皇帝時應著朝服，逢國家大典時應著祭服，而日常辦公則著公服。根據插圖所繪的男子形象，其人物所著官服應屬公服，其黑色雙翼帽為烏紗帽。官員腰間的腰帶一般做裝飾所用。圖6中的男性人物除了烏紗帽上略顯奇特的雙翼外，其他基本符合明代史實。
圖6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則留下了更多謎題。與其說是明代貴族女子的寫照，更不如說是畫師對於貴族女子的想象。該其人物的髮型及所穿戴的襦裙、披巾或許能夠在部分文人畫中找到相似之處，但這種裝扮並非明代貴族女子的日常裝扮。由此可見，《抄本》對於明代貴婦的刻畫並非嚴格遵照史實，且很可能是有藝術加工的成分。
皇帝夫婦與太子夫婦
最後兩組人物插圖分別是頁碼標號為“220”的“太子príncipe”（圖7）和編號為“212”的“皇帝Rey”（圖8）。兩幅插畫旨在代表明代的皇族。在太子人物組中，太子頭戴黑色蹼頭，身著圓領藍邊黃袍，胸前、兩肩和胯前繪有複雜的金色紋樣。其腰間繫一腰帶，右手另扶著腰帶，足蹬皂靴。女性的髮型為高盤髻，飾有華麗的鳳形發冠以及各種珠寶髮簪。她身著圓領短襦，腰懸五彩緞帶，下身同為二層襦裙，肩批綠色綢帶，左手單手執一笏板。太子與太子妃互相對望。
圖7中的太子形象常見於明代的印刷版物中，尤其是流行印刷品中的帝王形象，與太子形象很是接近。例如張居正主持編撰的《帝鑑圖說》，書中配有大量的生動插畫來描述歷代帝王勵精圖治的故事。其中，書中大部分的帝王形象與圖7中的太子形象如出一轍（圖9）。由此可見，明代民間出版物對於帝王（包括儲君）的形象刻畫可能形成了一種定式，而《抄本》的畫師很可能是借鑑了出版物中常見的帝王形象來代表明代的太子形象。
圖7 “太子príncipe”
圖8 “皇帝Rey.”
圖9 宋徽宗《帝鑑圖說》（明代萬曆元年潘允端刊，日本宮內廳書陵）
圖10 楊令茀臨摹，“明成祖朱棣像軸”，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圖8的皇帝形象則明顯更加複雜。皇帝頭戴華冠，身著圓領藍邊黃袍，腰間懸五彩緞帶，雙手捧一笏板。與其對應的皇后形象也成為了《抄本》中最為華貴的婦女形象。皇后頭戴兩隻碩大的鳳簪，身著紅色圓領長襦裙，肩部披帛向上飛起，並用雙手執笏板。帝后同樣是互相對望的姿態。
根據傳世的畫像和實物來看，插畫中皇帝的形象與明代帝王形象相距甚遠（圖10）。因此，筆者推測，畫師在塑造太子妃和皇后，包括所謂的皇帝形象時選用的參考物件可能並非來自凡間。而例如道教的神仙畫，或者是佛教的供養人，經常會出現手執笏板、衣帶飄飄的神仙形象。尤其是這種型別的神像畫，透過印刷出版物或者是其他途徑可以在民間廣為流傳，插畫師可能是參考上述材料再進行加工繪製，來滿足人們對於帝國最高統治階層的想象。
誰是“常來人”？
根據文中所介紹的六組插圖，常來夫婦插圖位於整組插圖的第二位。“Sangley”，最初是西班牙人稱呼從福建來到菲律賓等地的中國人的叫法，是中文“常來”的變體發音。“常來”意為經常往返，用來指代頻繁往來於福建和馬尼拉等地的中國人，尤其是那些滿載貨物的中國商人。這些商人頭戴六合一統帽，身披褶子，成為當時探險東亞及東南亞地區的歐洲人最為熟知的形象（圖11）。
圖11 佚名，“The Chinese Merchant Yppong”，1601，私人收藏
跨洋航行的中國人為西班牙殖民地帶來了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物品，中國的手工業者加入了當地服務業，成為馬尼拉連線全球貿易的重要紐帶。根據馬尼拉第一任天主教的大主教——Domingo de Salazar在1590年的信件記載，這些充滿熱情的中國人不僅學習了西班牙語，還學習了歐洲的繪畫技巧和雕刻，因此他們能夠創作出以往在中國從未嘗試過的藝術作品，以此來滿足西班牙的需求。因此，這些善於學習的中國畫師有可能是《謨區查抄本》插畫師的絕佳人選。
顯而易見，中國人物形象的插圖是按照等級順序從低到高排列而成。有趣的是，廣東夫婦被畫師有意或無意地安排在了第一位，即最低一級，並且沒有給廣東夫婦加以任何標題，但是卻隱晦地用男性手中的扇子來表明該組人物的“廣東”身份。值得注意的是，來自不同省份的中國商人或手工業者在東南亞地區經商或者從事不同手工行業，相互之間可能會形成一定的競爭關係，使得畫師在安排兩者的插畫時更加偏向自己所屬的一方。因此，筆者推測，《抄本》中的中古人物插畫師很有可能是來自福建的“Sangley”畫匠。
此外，《抄本》的前半部分還繪製了馬尼拉極其周邊島嶼的部落民族人物插畫，將薩亞人（Visayans），摩爾人（Moros），他加祿人（Tagalogs），汶萊人（Bruneians），暹羅人（Siamese）等生動地呈現在世人眼前（圖12）。這些部落人物插畫展示了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東南亞地區的漁獵生活狀態，也從側面凸顯了當地人與常來人的文明差距。善於交流學習又富有經商經驗的常來人自然成為迫切渴求明代中國知識的西班牙人的首選。
圖12 “暹羅Sian”
消失的女海神與“混血”的聖母
除了上述六組表述明代社會等級的人物插圖外，《抄本》中還繪製了多達30幅的神仙畫像，展現了明代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民間信仰。該組神像風格鮮明，色彩豔麗，數量眾多，共計28篇，繪製了包括普化天尊、太上老君、關羽、哪吒、土地公等以道教體系為主的神靈。受到跨洋貿易的影響，插畫中更融入了類似送子張仙等東南沿海地區信奉的海神。其中引人深思的是，媽祖，或者觀音，作為當時最負盛名的女性海神，卻沒有留下任何影象或文字資訊。但有趣的是，一方面畫師將媽祖的兩位侍神——千里眼和順風耳繪製出來，並附以文字說明；另一方面，一位手持利劍、寶葫蘆的女神“Siamcou（仙姑）”則被展示出來，並被描述為驅邪除惡、治病救人的女神（圖13）。筆者推測，這極有可能是西班牙編撰者刻意為之。為了避免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媽祖（或觀音）信仰威脅到傳教士們費盡心思想要推廣的聖母瑪麗亞，《抄本》很可能有意迴避了來自中國的女海神。
圖13 “Siamcou”（仙姑）
與此同時，在大航海時代背景下，來自西班牙以及葡萄牙的傳教士，力圖將天主教推行中國，同時還藉助中國人的幫助，將聖母的光環擴大到東亞。作為《抄本》最可能的編撰人之一，Luis Pérez Dasmariñas也出資贊助了馬尼拉的另一藝術瑰寶——La Naval de Manila。該作品是一件由中國人雕刻的象牙聖母子像，裝飾華麗精美，是菲律賓最具有代表性的聖母子雕像之一（圖14）。該雕像被視為“航海聖母”，擁有護佑航行的神力，西班牙人認為正是在La Naval的庇護下，他們才在馬尼拉海戰（The Battles of La Naval de Manila，1646）中趕跑了試圖佔領菲律賓的荷蘭人。在隔海相望的澳門，葡萄牙傳教士於1601-1603年在東望洋山修建了雪地聖母殿，教堂內繪製了大量中西融合風格的壁畫。儘管目前殿內的聖母子像並非原始的雕像（圖15），但其殿內繪製的獅子、祥雲、天使以及生約翰等壁畫圖樣卻以中式畫法呈現給後世，成為嶺南地區最早的中西融合風格的壁畫。來自大洋另一端的傳教士們似乎在極力塑造能夠超脫媽祖（或觀音）的聖母形象，但卻又不可避免地與中國本土文化進行融合。因此，由中西雙方共同創造的“混血”聖母同媽祖（或觀音）信仰一起，形成了大航海時代背景下，東南亞地區富有特色的海洋文化信仰。
圖14 La Naval de Manila，16-17世紀，馬尼拉
圖15 雪地聖母殿內的聖母子及壁畫區域性，澳門東望洋山
跨洋知識的傳播
《抄本》中的中國人物插畫將西班牙人眼中的大明（“Taybin”，Great Ming）社會虛實摻半地展現給歐洲讀者。從編撰《抄本》的目的來看，《抄本》很有可能是為了獻給當時的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II，1527-1598）。對於西班牙編撰者來說，《抄本》是一部為國王介紹東南亞以及中國社會狀況的百科書，其目的是為了讓西班牙王室瞭解中國。在此種情況下，西班牙編撰者僱傭了在馬尼拉能夠用西班牙語溝通的中國畫師，或者僱傭了能夠用中西語言溝通的中國譯者在西班牙編纂者和中國畫師之間服務，並由中國畫師繪製明代中國各階層以及宗教信仰的人物插畫，為遠在大洋另一端的讀者提供了一條瞭解中國的渠道。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張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