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記事起，每天醒來一睜眼，陳紅就能看到床對面牆上的那幅畫，畫中那個穿著青色旗袍、懷抱小男孩的年輕女人，就是她的奶奶，名叫李坤泰。
李坤泰有個更廣為人知的名字——趙一曼。
趙一曼，四川宜賓人，21歲離開家鄉投考黃埔軍校，又遠赴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身懷六甲時在冰天雪地中徒步穿越國境線回國，之後輾轉宜昌、南昌、上海從事地下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被派往東北從事抗日救亡運動，一個柔弱的女子主動要求前往游擊區，紅裝白馬馳騁於黑土地上，令日寇聞風喪膽，被稱為“密林中的女王”。
她把最深刻的印記和生命都留在了這裡。1935年11月，受傷被俘後，趙一曼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嚴刑拷打，始終不發一言，不吐一字，不低頭不屈服，最終英勇就義。
從小就有人跟陳紅說，“你奶奶是個大英雄”，但在年幼的陳紅眼中，畫像中那個柔弱的南方女子與大人口中“英雄”的距離，比地圖上四川宜賓市與黑龍江尚志市的距離還要遙遠。
陳紅一直在“尋找趙一曼”。從奶奶的姐姐姨婆口中聽說，奶奶是個潑辣而倔強的人，“認準的事就一定要做到”；小學課文《一個粗瓷大碗》裡的趙一曼身為東北抗聯的團政委，把僅有的一點糧食留給傷病員，自己吃野菜、草根，陳紅為自己是“英雄的後代”感到驕傲；上世紀八十年代，回到奶奶犧牲的尚志市一曼村，年過八旬的老太太哭著拉著她的手說，“我見過趙一曼，今天可算見到她的後人了。”
在陳紅心裡，英雄奶奶的輪廓總是模模糊糊的，從未見過，從未觸控過，留在她心裡的只有一張照片和一份遺書。1983年，當陳紅也成為母親之後，奶奶逐漸“走”到了她面前。
奶奶寫給父親的遺書，陳紅讀過很多遍。有人問她，“遺書上最觸動你的是哪句話？是不是那句：希望你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
但她覺得不是。在她心中最沉重的是第一句：“母親對於你沒有能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陳紅一手一腳把女兒帶大，她知道，所有母親一定希望自己能看著子女慢慢成長，從牙牙學語到蹣跚學步。“她心裡一定充滿了遺憾、不捨、愧疚。”很多次，陳紅讀到這句話，都會忍不住哭出來。
這是1936年8月，趙一曼就義前，寫給年僅7歲的兒子寧兒的遺書中的第一句話，那一年趙一曼31歲。
1930年，趙一曼與兒子陳掖賢的合照。受訪者供圖
人生三別：別家，別夫，別子
四川省宜賓縣北部，丘陵連著丘陵，紅土覆蓋著山體。
白花鎮伯陽嘴村的半山腰上坐落著趙一曼的家。故居原本是一個兩三層高的吊腳樓，最下面是馬廄，一家人住在最上層。吊腳樓的房簷很寬大，從山體旁支出來，一下雨，房簷上的水滴答滴答能落到外面的稻田裡。
在故居房子旁邊有一棵楨楠樹，據本地老人戴寶廷回憶，那棵樹是趙一曼小時候親手與鄉鄰小夥伴種下，和她一同長大。那時的趙一曼，並不叫趙一曼，她叫李坤泰，家裡人喊她“端女兒”。
那時的女孩子們從四五歲起便要開始纏足，在二姐李坤傑的回憶錄中，母親也為自家么女做了一雙尖鞋，結果么妹氣得用刀把鞋尖砍了下來。母親也生氣了，扭著她就打，但她就是不裹腳。
在李坤傑的記憶中，么妹是一個性格很倔強的人，大人們經常能聽到外面的小孩子來告狀，“端女兒又在跟別人打架啦！”一問緣由，多是她打抱不平惹的事。她愛跟別人爭理，連大哥李席儒都爭不贏。
么妹愛讀書，蜀地路途崎嶇，從外面來的信件都宛若千金，寄過來的書籍更不容易。大姐夫鄭佑之給她訂了《中國青年》《民國日報》《婦女雜誌》。好不容易寄到家裡的書，趙一曼視若珍寶，但是家裡人看了都會說她，讓她不要看。後來她就拿著書繞過楨楠樹走到後山去看書。
大哥李席儒看到她看一些革命的書刊，大為惱火併且極力反對，“看了這些書，就總要胡思亂想。” 李席儒甚至馬上把她訂的這些雜誌通通燒了。後來父親去世後，李席儒便是李家當家人，趙一曼想去敘州府（宜賓城）讀書，兄嫂堅決不答應。
兄嫂提的諸如離了家就不管吃穿、不許再進家門等要求，趙一曼都答應了，但是兄嫂還是不讓么妹去讀書。1924年，趙一曼被逼急了，化名李一超寫了一篇名為《請看我的家庭》的文章寄給鄭佑之。經他推薦，《婦女週報》與《女星》雜誌紛紛刊登此文。不僅控訴了封建家庭，也為五四運動提出的平等自由進行呼喚。兄嫂最終也應允了她的請求。
她走進了宜賓女子中學，在這裡，她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啟了新的人生。1926年底，趙一曼第一次離開家鄉宜賓，投考黃埔軍校，二姐李坤傑趕來為她送行。臨行前一晚，大家邊吃邊喝，唱起了離別歌：
今朝離別天，
離別天，
離別好心酸。
牽衣淚不幹，
淚不幹，
相會在何年？
……
上船後，李坤傑的眼眶裡噙滿了淚，妹妹爽朗地笑了，“二姐，你不要擔心，在外面到處有我們的同志，我會比在家裡過得更好。”
輪渡遠去，那一次也成為了姊妹倆最後一次見面。
趙一曼故居“讀書石”。新京報記者 郭懿萌 攝
1928年，已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了一年左右的李坤泰，接到了回國的任務。當時，她已和陳達邦結婚，並有了身孕。
陳達邦建議她生完孩子再回國，或者與她一同回國，趙一曼都拒絕了。她告訴丈夫，“夫妻分別事小，求學任務重大。”莫斯科匆匆一別，夫妻二人再也未曾見面。
在好友鄭琇石的回憶錄中，能窺見此番回國的幾分艱險。為了躲避敵人盤查，雖有火車，但不能坐，趙一曼和其他同志扮成被驅逐出蘇聯的華僑，還用繩子捆起來被推出國境線。身懷六甲的她徒步穿過冰天雪地的中蘇邊境奔回祖國。
回國後，她請纓前往溝通大西南與上海黨中央的重要聯絡點：湖北宜昌。1929年1月21日，兒子陳掖賢在宜昌出生，小名寧兒。據鄭琇石回憶，那時候趙一曼經常把孩子放在他們家，走個三五天去做秘密工作，用當時的隱語叫“開旅館”。
不久聯絡站暴露，她脫險再返上海。1930年又被派往南昌，在中共江西省委工作，年底黨機關遭破壞，她身無分文，揹著乳孩沿途乞討至上海，向組織報告事情經過設法營救被捕同志。
為了孩子的安全， 1930年4月，趙一曼將襁褓中的寧兒送到武漢陳達邦堂兄陳岳雲處寄養。分別前，母子二人拍下了唯一一張照片，趙一曼將寧兒的出生日期鄭重地寫在照片後。
在陳岳雲弟弟陳海龍的回憶錄中，描繪了那時作為母親的趙一曼。“她不胖不瘦，中等個子，長長的身材；面目清秀，短髮；穿的綢面棉旗袍，短褲，半高跟鞋；說一口不大流利的普通話，對人和藹可親。掖賢那時候正在牙牙學語，剛剛學走，天真爛漫的。”
趙一曼在武漢只住了幾天，就坐船到上海去了。陳海龍在回憶錄中寫道，“她走後，看到掖賢那張尋孃的小臉，周圍人亦莫不為之鼻酸。”
誰也想不到，武漢一別，竟是她與自己心愛孩子的永別了。
“我懷疑她是肉身還是鋼鐵啊”
趙一曼有過很多次選擇。但在孫女陳紅眼裡，奶奶總是選最危險的那條路。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趙一曼被派往東北，先在瀋陽以菸草公司工人身份進行抗日救亡活動，後隨省委機關轉到哈爾濱，先後任滿洲省總工會秘書、組織部長、哈爾濱總工會代理書記，參與領導了1934年哈爾濱電車工人大罷工。在哈爾濱工作期間，她多次提出要到游擊區作戰。
在東北抗日救亡的最前線，不再有地下工作者李坤泰，而是戰士趙一曼。戰友朱新陽回憶，自己問過趙一曼，為什麼起了這個化名。“我喜歡一，代表一生革命，一心一意，一貫到底。有人說我是趙尚志的妹子，那我就姓一回趙吧。趙姓是百家姓中第一大姓，和我們李姓也是近鄰。”趙一曼告訴他。
1935年，趙一曼任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三軍第一師第二團政治委員，帶部隊馳騁於濱綏鐵路以北的侯林鄉、宋家店、黑龍宮一帶，給日寇以沉重打擊。
東北烈士紀念館研究員李雲橋曾在《趙一曼傳》中描述了她的一次戰鬥。第三軍三團張連科帶一部分兵力在鐵北侯林鄉山裡被日偽軍包圍，敵人的火力很強，既有迫擊炮，又有重機槍。三團激戰了一天，也未衝出敵人的包圍。在敵人不斷增援的情況下，再戰下去就會有全軍覆沒的危險。這時突然從敵人背後傳來激烈的槍聲，趙一曼騎著一匹白馬，帶領遊擊連，從敵人背後發起猛攻。
雖然趙一曼所帶隊伍只有一半是鋼槍，其餘的都是開不出火的冷兵器，但敵人不明真相，以為救援的大部隊來了，一時慌亂起來。三團見援軍來了，也立即組織反擊，裡外夾擊，把敵人打得敗退而逃。這一仗解了三團之圍，使部隊轉敗為勝，繳獲了一批武器，裝備了部隊，也給敵人很大的震動。
這次戰鬥後，敵人在報紙上稱“女共黨趙一曼紅裝白馬馳騁哈東攻城略地危害治安”。《滿洲日日新聞》曾描述她為“密林中的女王”。趙尚志與趙一曼“哈東二趙”的名號也被喊得越來越響。
日偽報刊登載的關於趙一曼抗日鬥爭的訊息。受訪者供圖
1935年11月，部隊在左撇子溝被困，趙一曼率部一日之內擊退敵人6次進攻。在彈藥將盡時，她帶領十幾名戰士掩護團長王惠率大隊和傷員撤退。突圍時，她的左腕受傷，仍掙扎著和幾個戰士轉移至侯林鄉小西北溝。幾天後趙一曼因特務出賣被敵人發現，戰鬥中左大腿受傷骨折，昏倒被俘。
2005年，陳紅曾在哈爾濱市公安局查閱過當時的敵偽檔案。她記得檔案裡記載著趙一曼的傷情。趙一曼的腿中彈後形成貫穿性傷，後來經過腿部Ｘ光片照相，大腿骨粉碎性骨折，有24塊碎骨片散亂在肉裡。她走不動，敵人把她放在馬車上，腿上的棉褲被打破，外露棉絮上結了冰碴，還在汩汩往外冒血。
在陳紅的印象中，檔案裡寫了一句敵人的疑問：“為什麼她連哼都沒哼一聲？”在對他人的刑訊逼供中，日軍得知趙一曼是共產黨的一個重要的人物。時任偽滿濱江省公署警務廳特務科外事股長的大野泰治連夜將趙一曼送到哈爾濱，邊治療邊審問。
日本人用皮鞭抽打她，用棍子捅她腿上那24塊碎骨，但是她都不叫喊。陳紅記得，日本人審訊記錄上寫著“我懷疑她是肉身還是鋼鐵啊。”
但是趙一曼對中國籍醫護並不隱瞞身份，公開宣佈自己是共產黨員，向他們宣傳反滿抗日。“大家都願意聽她講，有幾個護士後來親切地叫她趙大姐。”護士韓勇義、看守董憲勳被她的精神感染，於1936年6月28日夜，趁滂沱大雨冒死救出趙一曼，逃往抗日根據地。然而這次出逃並沒有成功，三人被日軍抓了回去。趙一曼將責任全部攬到了自己身上，“和他們沒關係，是我騙他們，我給他們許諾了很多讓他們幫我的。”
隨後日寇又對趙一曼進行了瘋狂折磨。《侵華日軍戰犯手記》中，山本和雄記錄了當時他親歷的刑訊趙一曼的殘酷細節：登樂松和吉村二人得到命令“不管死活，想盡一切辦法讓她開口。”
登樂松吼叫著：“上電刑！”通電後，趙一曼上身顫抖著，身體開始僵硬。登樂松問：“部隊在哪兒？”趙一曼答：“不知道。”登樂松吼叫著：“你這個混蛋！”掄起皮鞭抽了過去。
他們用電刑和鞭打輪番拷問，最後從趙一曼嘴裡得到的只有兩句話：“我迄今為止的行動就是因為你們這些日本強盜來到這片土地。”以及“這次的出逃是我硬逼著他們乾的。”
1936年8月2日，見無法從她嘴裡撬出東西，趙一曼被日軍押往珠河槍決，她在火車上給兒子寫下了遺書。
寧兒：
母親對於你沒有能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
母親因為堅決地做了反滿抗日的鬥爭，今天已經到了犧牲的前夕了！
母親和你在生前是永遠沒有再見的機會了。希望你，寧兒啊！趕快成人，來安慰你地下的母親！
我最親愛的孩子啊！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行來教育你。
在你長大成人之後，希望你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親趙一曼於車中。
這一年，她的兒子寧兒只有7歲。
1966年，李坤傑（左一）和陳紅（中）的合影。受訪者供圖
尋找李坤泰
故鄉的楨楠樹根扎得越來越深，枝幹延伸著，而么妹卻音訊全無。
二姐李坤傑曾向陳紅描述過她尋找妹妹的經歷。么妹李坤泰1926年離家，至1930年都斷斷續續有通訊來往，但是在1930年之後就音訊全無。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李坤傑一直在尋找、等待，“我就不相信這人出去就人間蒸發了。活著，她應該回來，死了，也要找到。”
1952年，李坤傑得到了那張妹妹抱著孩子的照片，並從妹妹好友鄭琇石那裡得知李坤泰結婚生子、化用“李一超”的名字在上海中央機關工作的經歷。於是，她在1953年5月寫信給周恩來總理尋找妹妹，但周總理不知道“李一超”是誰。
李坤傑又拜託當時的四川省監察委員江子能去北京開會時幫忙打聽，江子能遇到了原在中共滿洲省委工作過、時任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的何成湘。1954年，何成湘給李坤傑回信，照片經過當地老鄉辨認，可以確定，李坤傑要找的妹妹就是“趙一曼”。
多年的尋找終於有了結果，此時距離趙一曼犧牲已經18年，距離《趙一曼》電影上映也有4年了。在此之前，李家人或許看過這部描寫中華民族抗日英雄的電影，卻不知，電影的主人公正是他們苦苦找尋的妹妹。
當64歲的李坤傑看到那封回信的時候，她清楚地記得自己激動地落淚了，淚光裡彷彿她那瘦弱的，然而精神飽滿的妹妹，爽朗地對她笑了，一如當年告別時。
後來，李坤傑也找了畫師將那張么妹抱著寧兒的照片畫了下來，釘在了牆上，陳紅從小就看著。陳紅知道，如果姨婆李坤傑不堅持的話，根本找不到奶奶。
看著么妹的孫女陳紅，李席儒也經常會心疼地說一句話，“我還不是希望她能過得好啊。”陳紅知道，舅公是站在家族利益考慮，想要這一家子完完整整的。可是這不是李坤泰的選擇，也不是那時千千萬萬個“趙一曼”的選擇。
李坤傑找畫師畫的李坤泰與寧兒。受訪者供圖
李坤傑的尋找讓陳掖賢知道了自己的生母是誰。小時候，家中的親戚說過“陳掖賢不是養母親生的”，但是養母告訴陳掖賢，他是自己親兒子。幾歲的娃娃心裡總是在心中打一個問號。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陳達邦陪著陳掖賢一起來到了東北烈士紀念館。陳掖賢看到了母親留給自己的遺書，他大哭一場，把遺書手抄了一份留作紀念。回到家後，陳掖賢拿著鋼針一針一針在手臂上刻下“趙一曼”三個字，再蘸上藍墨水。
因為想念妹妹，李坤傑從陳掖賢那把陳紅要走，想自己來撫養孩子長大。於是一歲多陳紅就從北京來到了奶奶的故鄉，成為紅土地的孩子。
十幾歲時，陳紅回到北京父親家中，她幫父親洗衣服，陳掖賢看到後也陪她過來一起洗。片刻之間，偶然露出手臂上刻著的“趙一曼”三個字。那是陳紅第一次看到父親身上的字。父親把手臂往裡收了收，低下頭笑了一下，“媽媽在我心裡就行了。”直到去世，那三個字還在他的手臂上留著。
那時候，陳紅只能懵懵懂懂從“趙一曼”那三個字裡理解父親的愛與恨。
後來陳掖賢把自己抄寫的遺書寄給女兒，陳紅就把姨婆李坤傑找人畫的那幅畫和遺書疊起來裝在一個信封裡，自己走到哪就帶到哪。
陳掖賢手抄的趙一曼遺書。新京報記者 郭懿萌 翻拍
他們沒有忘記她
上世紀八十年代，陳紅陸陸續續去過幾次東北。原尚志市烈士紀念館館長劉莉曾對陳紅說，“陳姐，我感覺你每一次來東北都能看出來心情特別沉重。”
“因為我不是一個人，我代表我爸、我姨婆全家來看她。我會告訴她，我和妹妹都挺好的，希望她能安息。”
2006年，黑龍江省尚志市在趙一曼的殉國地建了趙一曼墓。趙一曼的鮮血灑在這裡了，沒有屍骨，於是劉莉打電話給趙一曼在宜賓女中的同學鄭奐如，得知趙一曼生前身高大概不到一米六，體重不超過九十斤，她讓人按照1比1做了一個塑像，塑像穿上一身抗聯的軍裝。陳紅專門從故鄉那棵楨楠樹下帶來一抔紅土。
墓建成後，陳紅第一次來祭拜，劉莉陪她去花店訂花。陳紅說想要純黃色的菊花，不要白色的花。老闆娘還奇怪是什麼特殊日子，為什麼要純黃色的菊花。“尚志市有兩個集中買菊花的日子，一個是清明節，另一個就是8月2日，趙一曼忌日。趙一曼的忌日尚志人都知道。”一同前去的劉莉解釋道。
得知陳紅是趙一曼的孫女後，老闆娘說什麼都不肯收錢，陳紅執意要給，“我和花店老闆娘說，陳姐上千公里趕到尚志，為的就是祭拜她奶奶，她的心情你得讓她表達出來。這錢你不能不收。”劉莉記得，老闆娘做了一捧很大很精緻的花，只收了50元成本價。
打車去一曼中學的路上，劉莉記得，司機得知趙一曼的後人來到尚志市，“一個勁兒地說，趙一曼家裡來人了，坐的是我的車！我得感謝你！”
2008年，尚志市在趙一曼的被捕地建立了趙一曼紀念園，紀念園就在當時的侯林鄉，現在的一曼村附近。劉莉記得，紀念園剪綵那天，兩邊山坡上站滿了人。“他們想到，趙一曼的後人是不是能來，所以都來圍觀。”有個人拽著劉莉的衣角，問“那是不是趙一曼的後人？”劉莉告訴他們“是的”。
“你能不能跟她商量一下，和我們合個影。”
劉莉說，那時候，有智慧手機的人還不太多，即使照了相，也拿不到相片，但百姓們都想和她照，老百姓沒有忘記趙一曼。
趙一曼一家五代人，其中左二為陳紅。受訪者供圖
一曼墓、一曼村、一曼中學、一曼紀念園，一次次“尋找趙一曼”，陳紅覺得她和奶奶的距離越來越近。1983年，陳紅也做了母親，在和奶奶生下父親差不多的年紀，她更加理解了作為母親的趙一曼。
後來，陳紅也做了奶奶，在外孫小的時候，因為不知道輩分怎麼叫了，陳紅就告訴他，“這是你老祖宗。”有一次陳紅的同學來到家裡，說“原來你這裡也有趙一曼的塑像啊”。
小孫孫插了一句嘴，“她的原名叫李坤泰。”
新京報記者 郭懿萌
編輯 劉倩
校對 李立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