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生活，生機勃勃。生活藝術的智慧，以自然的協調為原則，以藝術的典雅為媒介，在日常中透過文化活動的內外精神，優遊闡發。古代文人所塑造的空間，在於雅人有深致的無言之美，在於器物表現形式的豐富變化，在於器物美學的內涵與外延。
蘇軾說：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歐陽修又說：夫好古之士所藏之物，未必皆適世之用，惟其埋沒零落之餘，尤以為可惜，此好古之僻也。唐宋以來，士族階層對文房器物的鑑藏，不斷投入巨大的熱情。
有卷可讀，有畫可臨，有物能賞，又涵養之，是謂心性得以安放。享世間清福者，未有過於此也。以文人的方式，陶養自己的心性，當為時下一股清流。
張岱在《自為墓誌銘》記有：“少為紈絝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
這應當是以張岱為代表的一代明末文人的生活縮影和精神世界。
文人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個特殊群體，精神上的高度契合是他們一身的追求，“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這是文人雅士之間的惺惺相惜；“雪夜閉門讀禁書”，這是一己的精神狂歡。而一切的精神愉悅與追求的基礎，便是那一件件的文房趣物。
筆、墨、紙、硯、筆架、墨床、硯屏、筆筒、水盂、筆洗、筆掭、臂擱、水注、山子、墨盒、鎮紙、印章、文房盒、文房盤、等等，都是他們鍾情的物件。
這些文房趣物或簡或繁，都帶有一種天生的雅素性質，其造型或紋飾都有一種人格化傾向，這種人格化中包含著主人自己的影子乃至是一種理想嚮往的人格。
所謂梅之傲、蘭之幽、竹之堅、菊之淡是文人的四種理想人格，故將其刻畫在文房趣物之上，有的甚至直接以其為外形進行雕刻打磨，置於文房中時時觀賞，時時把玩，即是對於理想的追求，又是對於自我的提醒。
本乃身外之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則凡閒適玩好之事，自古就有雅俗之分，長物者，文公謂之“入品”，實乃雅人之致。
無關生存實用，這正是藝術的本質之一。生活審美化、審美生活化即是浮華與頹敗裂隙中開出的花朵，幾千年的文化不止體現在生活日用中，更體現在我們的趣味與心靈上。
尋一件舊物，得一件珍玩，任世相縱橫，自己內心都能獨守一份平靜與喜悅，這份情愫能通融古今、感天動地。
也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並不是最高的境界，感性的生命體驗才是人之為人的獨特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