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血色年華慈悲庵》

坐落在北京城南的陶然亭公園因亭得名。陶然亭是清代四大名亭之一，位於公園內湖心島高臺上的慈悲庵內。慈悲庵又稱觀音庵，始建於元代，距今已有700多年的歷史，清康熙二年、光緒二十年兩次重修。其主要建築有山門、準提殿、觀音殿、文昌閣、陶然亭、南北西三廳。整個建築佈局嚴謹，瑰麗莊重。建成後，這裡成為文人墨客薈集賦詠之地，曾留下許多傳誦一時的詩篇。

民國時期，由於這裡地理位置偏僻，人煙稀少，加之地勢較高，便於瞭望，成為我黨早期革命志士經常活動的秘密場所，見證了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高君宇等革命先輩探索救國圖強，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足跡。

驅張運動會議在這裡召開

皖系軍閥將領張敬堯被任命為湖南督軍兼省長後，鉗制輿論，摧殘教育，苛政如虎，人民群眾極為痛恨，青年學生率先發起驅張運動。

為擴大驅張運動聲勢，1919年12月18日，毛澤東率領湖南驅張代表團抵北京，開始了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其間，毛澤東積極聯絡在京湘籍學生、士紳、議員等，成立“旅京湖南各界聯合會”和“旅京湘人驅張各界委員會”，營造強大社會聲勢。他還在福佑寺主持創辦“平民通訊社”，組織撰寫揭發張敬堯的累累罪惡和有關驅張活動情況的稿件，分送京、津、滬、漢等各報發表。

12月28日，在爛漫衚衕的湖南會館召開1000多人參加的“旅京湖南各界驅張運動大會”，毛澤東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講，疾呼“張毒不除，湖南無望”。但是這些行動未能取得顯著效果，毛澤東決定召開一次聯合驅張會議，把運動引向深入。1920年1月18日，毛澤東組織湖南輔仁學社成員羅章龍、易克嶷、周長憲和北大學生鄧中夏、王復生等人，在慈悲庵開會共同商討如何發動民意，擴大驅張鬥爭的影響。會議決定以湖南各界公民代表名義呈文北洋政府。會後，大家一起走出慈悲庵，在門口的大槐樹下留下珍貴合影。

毛澤東、鄧中夏等在陶然亭慈悲庵合影

第二天，毛澤東、彭璜、陳贊周等呈文北洋政府總統、國務總理，歷數張敬堯十大罪狀，要求將其撤職查辦。呈文指出:“張督禍湘，罪大惡極，湘民痛苦，火熱水深。張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無所託命。”這一行動進一步擴大了驅張運動的聲勢，經各大報刊轉載後，迅速成為全國輿論焦點。

在北京的兩個月，毛澤東先後組織了7次請願活動，多次舉辦驅張集會，利用平民通訊社製造驅張輿論，加劇了軍閥內部的矛盾。6月11日，在直係軍閥吳佩孚撤出湖南，及譚延闓、趙恆惕的湘軍步步逼近長沙的情況下，內外交困的張敬堯倉皇逃離長沙，驅張運動取得最終勝利。

五團體聯席會議在這裡舉行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下，社會進步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但是他們組織鬆散、各自為政，缺乏統一的組織領導，很難形成聯合鬥爭的合力。

在這種情況下，天津覺悟社領導人周恩來為促進各進步團體的聯合統一發起召開五團體會議。他專程赴京請教李大釗，並得到李大釗的贊同。1920年8月16日，周恩來帶著天津覺悟社成員來到北京，並邀請李大釗領導的少年中國學會及人道社、曙光社、工讀互助團五團體，在慈悲庵召開聯席會議，李大釗、張申府、周恩來、鄧穎超、劉清揚等23人參加會議。

五團體會議在陶然亭慈悲庵召開

會議由劉清揚主持，她介紹了召開此次會議的意圖。鄧穎超報告覺悟社成立以來的活動情況。周恩來代表覺悟社說明聯合進步團體、共謀社會改造的意義:只有把五四運動以後全國各地產生的大小進步團體聯合起來，採取共同行動，才能改造舊的中國，挽救中國的危亡。李大釗發言並提出各團體有標明主義的必要，說，一個進步團體，如不標明主義，對內既不足以齊一全體之心志，對外就更不能與他人有聯合行動。會議提出結合各地革新團體成立“改造聯合”的動議，並對今後進行鬥爭問題提出了一些指導性意見。會議最終討論決定五團體聯合起來成立一個“改造聯合”的組織，以促進各進步團體的統一。

兩天後，少年中國學會、覺悟社等五團體代表在中山公園來金雨軒召開聯絡籌備會。會議決定成立“改造聯合”的組織，透過《改造聯合宣言》和《改造聯合約章》。《改造聯合宣言》開宗明義指出“我們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要“組織一個打破一切界限的聯合”。這裡強調的“主義”和“赤旗”就是指馬克思主義與俄國十月革命的旗幟。五團體會議促進了各進步團體的聯合統一和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傳播，有力推動了革命事業的深入發展。

黨的早期組織在這裡活動

民國初年時局動盪、兵禍連線，陶然亭一帶因疏於管理而變得雜草叢生、墳崗林立。這時，馬克思主義學說被北洋軍閥政府視為洪水猛獸，一律嚴加禁止，給北京早期共產主義者開展活動帶來很大困難。1920年3月，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但是隻能處於秘密狀態，會員們急需尋找一處合適的場所，偏僻隱蔽的慈悲庵就成了他們的不二之選。

這一秘密據點的建立，與李大釗密不可分。

李大釗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時有個同窗好友叫陳愚生，他是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人之一，還兼任《少年中國》月刊經理。1920年底，陳愚生到重慶任職，投身於文化教育和社會改造事業，準備大幹一番，妻子金綺留在北京照顧年幼的孩子。可是不到半年，金綺因病離世。此時正值少年中國學會籌備年會之際，陳愚生和同事一起奔赴北京，一邊籌備年會的召開，一邊在李大釗等人的幫助下為妻子料理後事。最終，陳愚生選定將妻子安葬在陶然亭附近。安葬停當，李大釗與陳愚生商量:陶然亭偏僻荒涼，不易被人注意，可借為陳夫人守墓為名，在慈悲庵內租下房子作為少年中國學會活動的場所。陳愚生點頭同意。

李大釗在慈悲庵的活動地點

負責租賃事宜的是北京壇廟管理處主任黃裕培，他與李大釗是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時的同班同學，黃裕培的這個職位也是李大釗幫忙謀得的。在黃裕培的幫助下，陳愚生順利租下慈悲庵兩間南配房，把此處作為少年中國學會的一個秘密活動場所。此後，在1921年至1923年間，李大釗經常在慈悲庵西南邊的這兩間屋子裡召開秘密會議，鄧中夏、惲代英、高君宇等人也經常來這裡從事革命活動。

歲月滄桑，遺址猶存。徜徉在慈悲庵這片紅色土地，我們依然心潮澎湃，喚起對那段革命歲月的關照與重溫，感知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艱辛與堅持。

由於慈悲庵所具有的歷史價值和革命意義，它不僅是一處幽雅的遊覽勝地，更是一處革命紀念地。1979年8月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文丨常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