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彥斌：從節儉中訓練培養節制和平等觀念
關於奢侈與節儉，孟德斯鳩提出了一句箴言：“共和國亡於奢華，君主國亡於窮困。”毫無疑問，孟德斯鳩反對奢侈，倡導節儉。這不僅僅是量入為出的理性消費觀念，更重要的在於兩點，一是反思由於倡導奢侈、放棄節儉而反映的反節制觀念所導致的慾望燃燒；二是防止在消費攀比當中，可貴的平等原則和平等精神被人們棄若敝屣。
節制主要包含兩部分，一是節制情緒，即努力避免非理性的暴怒等，二是節制慾望，即避免慾望氾濫，一發不可收拾。這種有關節制的倡導是有意義的。在本質上，人類是依靠節制和合理安排才一步步從萬年曆史中走過來的。儘管慾望是使人奮鬥的一大動力，但是節制才確保了人類能夠避免天災人禍，能夠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繁衍生息。更重要的是，在孟德斯鳩看來，節儉能夠呵護平等，奢侈則可能損害平等。奢侈消費令某甲覺得自己高人一等，攀比的某乙看似出於“平等”之心，實為一種試圖“反超”的非平等觀念。平等觀念如同自律精神，是一種堅守，堅持不易，摧毀卻不難。而當平等觀念消亡時，現代社會的基石就會出現某種鬆動，這當然會讓孟德斯鳩這一類的思想家焦慮明天會不會更好的問題。由此，孟德斯鳩把節儉放到了現代社會基石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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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補償制度是建立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生態文明的一項重要舉措，也是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生態保護補償機制是綜合運用行政和市場手段，調整生態環境保護各相關方利益關係的環境經濟政策，有助於促進生態保護者和受益者良性互動，調動全社會保護生態環境的積極性。
從總體上看，生態補償工作仍存在一些突出的問題，特別是與黨中央有關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相比、與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目標相比，還存在補償體系不盡健全、補償手段相對單一、考核獎懲力度偏弱、權利責任劃分不夠清晰、地方政府和市場主體參與生態保護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有待提高等問題，迫切需要加以改革完善。一是建立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透過市場交易或自願協商實現自然資源資產的最優配置，形成歸屬清晰的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二是完善監測手段，建立監督機制，建立協作聯動機制。三是建立生態補償政策評估機制，完善評估方法，做好相關基礎資料統計，對生態補償實施動態評估，及時提出資金、專案調整最佳化方案。四是建立生態補償考核機制。明確各項任務責任部門，實施年度考核，將生態補償政策制定、措施落實、管理與評估等工作納入各部門政績考核內容。
原文連結：深化生態保護補償制度，發揮政策導向作用
早期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思想和理論來源。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進一步推動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黨依據各時期中心任務的需要，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與革命實踐相結合，提出了一系列經濟思想和經濟政策，逐步形成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和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是，沒收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官僚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加上私人資本主義，加上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些是人民共和國的幾種主要的經濟成分，這些就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
在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歷史時期，我們黨從實際出發提出了一系列新論斷，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造理論。比如，採取從互助組到初級合作社、再到高階合作社的漸進過渡形式，對個體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採取由手工業生產小組到手工業供銷合作社、再到完全社會主義的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等逐步過渡形式，對個體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透過“贖買”方式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改造。
原文連結：推動政治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
體認語言學將“體認觀”貫穿於語言分析的各個層面，力求運用“體認”認知方式統一解釋語言現象的各個層面，可囊括語音、詞彙、詞法、句法、語篇、語義、修辭、翻譯等各個維度，可謂既統一又簡明。為突出語言學研究中的體驗性和人本性，體認語言學提出“現實—認知—語言”的核心原則，即心智和語言都是來自對現實的“體”（互動體驗）和“認”（認知加工）。體認語言學倡導的是“意義的體認觀”，認為語言符號的意義只有在“體”和“認”二者的辯證互動關係中才能獲得，是集客觀性與主觀性、外部性與內部性為一體的語言學理論。
原文連結：認知語言學與唯物辯證法的相遇——體認語言學在中國的誕生和發展
在實用主義那裡，“實踐”既指直接應對環境的活動，從而是敞開世界的活動，也指使用概念的語言活動，從而是意義生髮和形成共同體的活動。實用主義認為，人類恰是藉助實踐才打開了世界，才形成了人所獨具的心靈、語言和共同體。考察人工智慧是否有實踐概念，意味著在哲學層次審問人工智慧獲得心靈是否可能。新實用主義者布蘭頓認為機器的演算法語彙也是一種實踐語用語彙，從而為一種與人類心靈非嚴格同一的強人工智慧觀作了辯護。這種獨特的人工智慧觀也許蘊含著某些值得重視的啟示。
原文連結：人工智慧有實踐概念嗎？
市場或社會是由人們對一般性規則的遵循而產生的，這個觀點估計大部分人應該會接受。那麼，什麼是一般性規則？為什麼重要？一般性規則是指使人與人之間能夠達成合作，使人類社會能夠存在與發展的規則。筆者認為，它包括道德情操、行動學法則與演化產生的規則三個方面。
亞當·斯密揭示了人具有內在的或與生俱來的道德情操，這種道德情操有先天性，他看到了這種法則以及基於這種法則所產生的自發秩序。
米塞斯發現的人的行動學法則也是一般性規則，它不是基於對道德情操的認識，而是基於對人的行動的認識，是一個理性維度，更為抽象，它與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具有某種互補性。
還有經濟學家強調自發產生的規則也可以歸為一般性規則，它相對來說更經驗一些，但這種經驗性不併妨礙其一般性。相比之下，主流經濟學沒有一般性規則概念，只有“最大化”的方法，這是由於主流經濟學的理論中沒有“個體的行動”概念。如果沒有個體的行動，也就不需要一般性規則，因為只有行動才需要規則，規則是為行動服務的。
“市場”正是由人的行動受一般性規則的協調所形成的秩序化產物。這樣的市場概念是比較廣義的。一個正常的社會正是建立在一般性規則之上的，比如家庭、企業、學校和研究機構都應如此。
我們把符合一般性規則的社會視為正常社會，這也是一個社會本來應該具有的狀態。如果人們對一般性規則缺乏瞭解，會看不到這種狀態，而是把存在視為合理。就像清朝末年，一些男人不願意剪掉辮子，他們已經把留著辮子視為合理的事，忘了辮子當初是怎麼在清朝政府的威逼下加上去的。
認識與遵循一般性規則的民族是理性的和有智慧的，這種理性與智慧也會使一個民族獲得長期的繁榮發展。相反，長期無視甚至拋棄一般性規則的民族是愚昧和野蠻的，在經濟社會發展上也會是停滯不前的。
一般性規則提供了判斷“發展”的標準。一個國家是不是在發展，要看這個國家的制度是否在更大程度上向一般性規則靠近，而不是看經濟增長資料如何。這是因為價值具有主觀性，資料並不代表價值。靠近一般性規則，就是發展，且更趨公平與公正。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的改革開放，其實就是迴歸一般性規則，這種迴歸使中國獲得了巨大的發展，今後應該繼續這種迴歸。
原文連結：一般性規則之意義
時間、空間、人和物這四個方面，在經濟學問題的研究和討論中遵循邏輯一致性，並不容易做到，需要經過大量的理論學習和實踐觀察，才能不斷進步。
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學習經濟學使用的教科書還是《西方經濟學》。這樣的書名和表述，很容易讓人誤解，誤以為西方經濟學是基於歐美等西方國家的經驗建立起來的，所以只適用於西方國家，而不適用於中國。所以才有學者表示，西方經濟學不能解釋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蹟，認為整個東亞的發展和西方傳統經濟學理論都不一樣。
很多人往往是對別人一套標準，對自己又是另外一套標準，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雙標”。“雙標”的本質就是違反了邏輯一致性原則，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變成了“己所不欲，卻偏偏要強施於他人”，或者是另外一種情況，“他人所欲，以己之標準去禁止”。還有的情況是，以某個民族或者某個階層來區分，認為文化的不同、階層觀念的不同，導致理論的適用範圍不同。無論哪種情況，都忽視了作為科學的經濟學理論，應該一視同仁，而不應該對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邏輯和理論。
原文連結：邏輯一致性的四個維度
城市建設是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引擎。在對未來城市的探索中，生態文明要素必不可少。但生態城市建設不是生態與城市的簡單相加，而是兩者內外系統及其多種要素的縱深相融。
生態城市是環境與社會的複合體，其建設要融入讓群眾生活更舒適的理念，服務於人的綠色生活和身心健康。這就需要集約高效的生產空間、宜居適度的生活空間，特別是社群建設中要有完善的基礎設施和綜合服務，使工作、居住、休閒、交通、教育、醫療等有機銜接、便利快捷。生態城市建設要有特色，在傳承文化、運用科技、借鑑經驗中樹立品牌。歷史文化是城市的靈魂，生態城市建設必須延續城市歷史文脈，不僅要保護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遺產，而且要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環境、文化特色、民俗特點、建築風格等基因，將良好生態與城市精神關聯，成為展現城市形象的發力點。
生態城市建設是時代發展的要求，必須堅持創新驅動。從實際出發，在工程建造、清潔生產、能源利用、廢棄物處理、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等領域加強研發和廣泛運用先進的節能環保技術、材料等。同時，與物聯網、人工智慧、大資料、雲計算等新技術新應用結合起來，使生態城市的運營和服務更精細。生態城市建設應避免政府唱“獨角戲”，更要切實用生態良方破解“城市病”，久久為功，促進生產生活方式綠色轉型，形成在一定範圍內可複製、可推廣的生態城市建設經驗。
原文連結：在共融互通中推進生態城市建設
國家能源集團堅持把開展好黨史學習教育作為一項重大政治任務，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在聚焦聚力開新局上下功夫求實效。
堅持把落實碳達峰、碳中和目標要求作為重要政治責任。著力推進清潔能源規模化，加大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開發力度，加快“風光氫儲”“水光蓄儲”綜合能源基地建設，確保2025年非化石能源裝機佔比達到40%以上，力爭2025年煤基產業實現碳達峰，2055年前實現碳中和。堅持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企業發展的戰略支撐。推動新一代資訊科技同生產經營深度融合，高水平建設“智慧國家能源”。堅持把提升質量效益作為企業發展的價值取向。統籌發展和安全，把安全發展貫穿企業改革發展各領域和全過程，持續推進安全生產專項整治三年行動，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堅持“兩個一以貫之”，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加快推進三項制度改革，健全市場化經營機制，深入推進混改、雙百行動、員工持股試點、科改示範等專項工程，確保完成國企改革三年行動目標。堅持把管理創新作為激發內生動力活力的重要舉措。突出價值創造，加強精細化管理，深入實施對標一流管理提升行動，完善風險防控機制，加強經營、財務、金融、法律合規、境外投資等各類風險管控，不斷提升公司管理體系、管理能力現代化水平。堅持把黨的建設作為引領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動力。
原文連結：凝聚做強做優做大國企的磅礴力量
漢代民間通訊中，存在利用驛傳系統的情形，官員作為社會成員，自然也有類似條件。然而，官員在佔用交通工具、交通動力等方面的便利條件，使得公共資源受到一定侵害。官吏利用書信實現的具有政治色彩的“交通”，是高層執政集團高度警覺並且予以嚴厲禁止的。
而“交通私書”作為政治術語，指一定社會層次人等社交往來的方式，往往用以指責具有特殊目的的非法交往。這種情形一旦涉及高階權力鬥爭，往往構成重罪。《漢書》卷七《昭帝紀》載元鳳元年（前80年）冬十月詔公佈瞭如下政治事件，左將軍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等“數以邪枉幹輔政，大將軍不聽，而懷怨望，與燕王通謀，置驛往來相約結”。於是，“燕王遣壽西長、孫縱之等賂遺長公主、丁外人、謁者杜延年、大將軍長史公孫遺等，交通私書，共謀令長公主置酒，伏兵殺大將軍光，徵立燕王為天子，大逆毋道”。這一政變圖謀“故稻田使者燕倉先發覺”，告知大司農楊敞，楊敞告諫大夫杜延年，終於被舉報。“延年以聞。丞相徵事任宮手捕斬桀，丞相少史王壽誘將安入府門，皆已伏誅。”事後杜延年、燕倉、任宮、王壽因功“皆為列侯”。這是一起爭奪最高權位的“謀反”案。“燕王”與朝中權貴“交通私書”，同上官桀、桑弘羊“與燕王通謀，置驛往來相約結”形成互動。這說明，“交通私書”不單單是私人交往行為，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義。
原文連結：漢代官員“私書”具有政治文化意義
來源： 光明網-學術頻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