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幾頁的空白、黑框、顛倒印刷的文字、諧音、多次重敘……當一本小說集合了以上這些要素的時候，它註定不會是一本好讀的書。事實上，不僅讀者在閱讀時障礙重重，作者本人寫這本書也廢掉了半條命。這本小說叫做《三隻憂傷的老虎》，它的創作者，古巴作家吉列爾莫·卡夫雷拉·因凡特在寫完整本書後給略薩寫信，信中說寫這本書“要了我的老命”。當然，作者和讀者之間，最飽受折磨的，應該是中間的譯者。西語學者范曄花了整整八年的時間才將這本書譯完。例如，光是書名就很難翻譯，小說和老虎沒有任何的關係，原文不過是一句西班牙語的繞口令，意思和中文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一樣。把一本西語繞口令的書翻譯成中文，難度可想而知。
《三隻憂傷的老虎》號稱是可以與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相提並論的作品，被譽為是“拉丁美洲的《尤利西斯》”，再結合它的語言風格——所以，它應該並不好讀才對。然而，近期《三隻憂傷的老虎》的熱度卻讓人驚奇。讀者們願意為這本書購買禮盒裝，籤售會當天人們排著隊購買這本充滿炫技的小說，即使古巴作家因凡特此前在國內幾乎沒有任何知名度也無法成為阻礙。這本小說的魔力究竟在哪裡，此前無人問津的因凡特又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拉美作家？這些問題，需要走進書中描寫的那個哈瓦那，在破碎又濃郁的敘事氛圍中尋找蛛絲馬跡。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週刊》9月3日專題《文字狂歡曲：吉列爾莫·卡夫雷拉·因凡特》的B02-03。
「主題」B01 | 文字狂歡曲：吉列爾莫·卡夫雷拉·因凡特
「主題」B02-03 | 卡夫雷拉·因凡特與回憶中重建的哈瓦那
「主題」B04-05丨憂傷老虎梳毛指南
「社科」B06丨《如何閱讀維特根斯坦》 邏輯冰峰上的終極關切
「歷史」B07丨《爪牙》 律例之外：清代巴縣的“爪牙”們
「訪談」B08丨黃盈盈：一位研究“性”的社會學家
撰文｜何孟伊
與《百年孤獨》截然不同的命運
談到二十世紀拉丁美洲的文學爆炸，可能大多數讀者腦海裡的第一反應是，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以及他的代表作《百年孤獨》，再聯想到特色鮮明的“魔幻現實主義”這一文學流派。然而當我們仰望頭頂的拉美文學星空之時，不可否認《百年孤獨》是其中最耀眼的明星之一，但想要組成這整條璀璨星河，就必須依靠其他數不勝數的大師巨匠以及他們的佳作名篇。
1967年《百年孤獨》橫空出世，重新整理了整個世界對拉丁美洲文學的認知，同年，另一部特立獨行的西班牙語著作《三隻憂傷的老虎》也在西班牙巴塞羅那出版。其實，這部原名為《熱帶黎明景色》(Vista del amanecer en el trópico)的小說早在1964年便獲得了由西班牙巴塞羅那賽伊斯-巴拉爾出版社主辦的“簡明叢書獎”，這是當時西班牙語文學界最重要的獎項之一，幾位拉丁美洲文學爆炸的代表作家也正是因為該獎項而被廣大的讀者所熟知，如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的作品《純潔的心靈》，秘魯作家巴爾加斯·略薩的《城市與狗》。
吉列爾莫·卡夫雷拉·因凡特，1929-2005，古巴二十世紀至今最重要的作家，拉丁美洲第二代新小說家代表人物，於1997年獲得塞萬提斯文學獎。早年從事電影評論工作，1960年開始文學創作，小說《熱帶黎明景色》獲西班牙“簡明叢書獎”。1965年流亡國外，後加入英國國籍、定居倫敦。代表作有《三隻憂傷的老虎》《因凡特的哈瓦那》《神聖的菸草》等。
然而吉列爾莫·卡夫雷拉·因凡特（Guillermo Cabrera Infante）所面臨的境況似乎有些曲折，由於受到西班牙弗朗哥獨裁政府三番五次的審查，《熱帶地區的黎明景色》的出版不得不一拖再拖，吉列爾莫也藉此機會花了三年的時間反覆修改和打磨作品。在這個過程中，他甚至加入了許多重要的新章節，如“不同古巴作家筆下的托洛茨基之死——事發後，或事發前”、“尾聲”等，最終，這部作品以《三隻憂傷的老虎》（Tres tristes tigres）為名問世。遺憾的是，直到上世紀90年代，即弗朗哥政府倒臺20多年之後，這部作品的完整版才終於跟讀者見面，我們現在手中的中譯版正是根據完整的西班牙語版本翻譯得來。
文學史上有個有趣的現象，許多作家都能與特定的城市關聯起來，如雨果和巴黎，喬伊斯和都柏林，富恩特斯和墨西哥城，要是說起卡夫雷拉·因凡特，那毫無疑問，是哈瓦那。儘管他並不在那裡出生，也不在那裡去世，但他的一生都在寫著與這座城市有關的故事。
《三隻憂傷的老虎》，作者：（古巴）吉列爾莫·卡夫雷拉·因凡特，譯者：范曄，版本：行思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
獨一無二的哈瓦那口音
1929年，吉列爾莫·卡夫雷拉·因凡特出生在古巴東部的希巴拉（Gibara），他是家中的長子。此時的希巴拉已經不復西班牙殖民時期的繁華，是一個人口稀少、經濟落後的村莊。據他本人回憶，自己在出生29天的時候，就被母親抱著去電影院，冥冥之中，便與電影結下了不解之緣。40年代初，少年吉列爾莫跟隨父母家人從鄉下老家搬遷到哈瓦那。
城市裡寬闊的街道、夜晚閃爍的霓虹燈、街邊演出的樂隊等等，所有繁榮美好的景象給這個來自鄉下的少年內心帶來了巨大的震撼並從此將這一切深深刻在心裡。也許他就是在這一刻愛上哈瓦那的吧，城市的燈光讓他重新接受“洗禮”，而一個“皈依”哈瓦那的新哈瓦那人，對這座城市的執念甚至比在這裡土生土長的人還要深。在不止一次的採訪裡，他曾坦言自己到了哈瓦那後，便努力模仿當地的口音，好讓自己聽起來不是那麼“村”（guajiro）。口音代表著的不僅是出生地的烙印，暗中也是社會地位和階級的象徵。
多年後，也正是懷著對這城市的熱愛，他才能在《三隻憂傷的老虎》中， 將哈瓦那的口音以文字的方式呈現出來。就像書中開篇就說到的，“書中有些部分比起閱讀更適合聆聽，念出聲來是個不壞的主意。”儘管我們可能無法從翻譯成中文的作品中去品味哈瓦那方言的韻味，正如一個不懂中文的西班牙語“土著”，也無法體會一本用京味兒寫成的中國文學所讀來的韻律和玄妙，但我們的確能在字裡行間感受到作者想要透過不同在耳邊爆炸的聲音： 獨白也好、對話也好、書信也好，所要呈現的哈瓦那夜生活的“狂歡感”。
在卡夫雷拉·因凡特的眼裡，哈瓦那這座城市與眾不同、獨一無二，很難有另一座城市能與它相提並論。在1979年出版的《因凡特的地獄》（La Habana para un infante difunto）中，他借主人公之口說出了“我不住在古巴，我住在哈瓦那”。正如後來他幾經輾轉定居倫敦後，採訪中也說自己不住在英國，而是住在倫敦。我們自然不能把一個國家與其中的一個城市畫上等號，而卡夫雷拉·因凡特如此強調哈瓦那的地位，個人情感上的因素暫且不提，客觀上講，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哈瓦那的確是整個拉丁美洲最繁榮的城市之一。
卡夫雷拉·因凡特一家人搬到哈瓦那的40年代初期，正趕上哈瓦那人口激增、向外擴張、大興土木搞建設，因此他的整個青春期或者說是他初涉文學的整個青年時期是同哈瓦那的發展時間重疊的。而到了《三隻憂傷的老虎》中故事發生的1958年，全古巴人口達到六百五十萬，哈瓦那就佔了一百三十萬，相當於每五個古巴人中就有一個人住在首都；而全國第二大城市聖地亞哥，人口才是哈瓦那的七分之一。算上製糖業，哈瓦那的工業產值佔全國的53%，若不算製糖業，則能達到75%；哈瓦那港則承載了全國80%的進口。根據1958年的電話黃頁，哈瓦那有110家電影院和劇院，18家夜總會，840家咖啡館和酒吧，197家酒店，70個廣播站，5家電視臺，255家報社和雜誌社，139傢俱樂部和社團……是這些數字撐起了一個西半球繁華的不夜城，儘管，這樣的繁華或許只是金玉其外，內裡早已經被美國的賭場和黑幫侵蝕。
電影《教父2》還有吉列爾莫自己編劇的電影《迷失城市》（The lost city ，2005)中可見一斑。也正因如此，這裡也自然成了美國人的度假天堂，如坎貝爾夫婦一樣的遊客們週末乘著渡輪從佛羅里達南下到哈瓦那感受異域風情，尋歡作樂。書中序幕裡在“熱帶樂園”夜總會中的表演，可以說是哈瓦那夜景的一個縮影。文人、藝術家、攝影師、歌手、遊客……形形色色的人出沒在在哈瓦那繁華又明亮的夜色裡，而卡夫雷拉·因凡特正是在這樣的城市裡度過了他的少年和青年時期，他本人就是遊走在哈瓦那夜裡的一隻老虎。
電影手法的碎片閃回
事實上，中學畢業後，吉列爾莫本打算學醫，但家庭和朋友的影響讓他“棄醫從文”，走上了文學的道路。當他還住在老家希巴拉的時候，吉列爾莫的父母就已經加入了古巴共產黨，父親還是當地共產黨宣傳部門的負責人。 後來，一家人搬到哈瓦那後，父親老吉列爾莫·卡夫雷拉在當時的共產黨報紙《今日報》負責排版和校對的工作，而他們居住的Zulueta街408號一時間也成為了一些作家和藝術家的聚集地，小吉列爾莫自然也耳濡目染。
1947年，18歲的吉列爾莫在好友卡洛斯·弗朗基（Carlos Franqui）的鼓勵下參加了古巴最重要的雜誌《波西米亞》主辦的故事大賽，他不僅得了獎，還獲得了50美元的獎金，這對當時的吉列爾莫而言是一筆鉅款；而更重要的是，也正因為這個契機，吉列爾莫得到了《波西米亞》雜誌主編的安東尼奧·奧爾特加（Antonio Ortega）的賞識，成為了主編秘書，為週刊撰寫影評專欄，之後又被任命為Carteles雜誌的總編輯，還在哈瓦那創立了古巴電影資料館，成為了五十年代初期哈瓦那文藝界的一個紅人。
《三隻憂傷的老虎》書影
正如之前所說，卡夫雷拉·因凡特還在襁褓中時就與電影結下了緣分，他一生中寫下的數量巨大的影評，也曾在七十年代以“G. Caín”的筆名為著名的公路電影《粉身碎骨》（Vanishing Point）創作劇本。不僅如此，電影更滲透進了他的文學作品中，《三隻憂傷的老虎》的靈感就是來源於60年代初記錄哈瓦那碼頭夜生活的電影《P. M.》。這部由吉列爾莫的弟弟阿爾貝託·卡夫雷拉·因凡特（Alberto Cabrera Infante）和奧蘭多·希門內斯-萊阿爾（Orlando Jiménez-Leal）拍攝的時長二十五分鐘的自由電影，記錄了一群工人下班後自對岸乘船來到哈瓦那老城區碼頭喝酒歌舞的場景，是哈瓦那夜生活最真實的寫照。而吉列爾莫寫這本書的初衷主要就是以另一種形式將這部電影延續下去，將哈瓦那的夜生活如拍電影般記錄下來， 而他也做到了。
這部帶著濃烈的地域色彩的作品，從語言上努力用文字還原了哈瓦那夜生活中的俚語，整本書所寫即所讀，所見即所聞，並在開篇就“警告”讀者，說這本書使用古巴語寫成，這在西班牙語文學史上都是破天荒的。而在手法上，吉列爾莫也運用了大量的電影中的技巧，尤其是碎片化的敘事、大量暗示性的“鏡頭”，在時間和空間上打亂順序等等，也可以算是一種文學上的實驗。電影自發明以來，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在當時已經是一種成熟的藝術形式，開始對文學產生影響。其實不僅是卡夫雷拉，拉丁美洲文學爆炸時期，像加西亞·馬爾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等巨匠均與電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加西亞·馬爾克斯年輕的時候曾是一名電影人，寫過不少電影劇本；富恩特斯也是一名十足的影迷，他在接受《巴黎評論》採訪時承認《公民凱恩》對於《阿爾特米奧·克羅斯之死》的影響，而他本人也曾試圖與卡夫雷拉一起合作將自己的小說《奧拉》改編成電影，儘管最終未能實現。當然，論起電影方面的成就，那自然還是卡夫雷拉更勝一籌。
圖/IC Photo
說回本書《三隻憂傷的老虎》，如果我們將書中的每一部分當成電影的片段去理解，接受起來可能更容易。我相信許多讀者可能和我一樣，跟隨著作者的描述，眼前浮現出一個隱形的銀幕，銀幕上切換著場景、鏡頭、人物和對話。這幕布上的每一個小細節都可能是某種暗示，一個個在當時無法解決的謎題留下線索，絲絲縷縷彙集到影片的結尾，逐一揭秘。這不是偵探小說，但卻需要讀者有如偵探一般的警覺，透過推測、暗示、聯想去還原這其中人物間的關係、他們的經歷與過往的聯絡，從而還原整個故事的面貌。這裡也要引入“主動讀者”這個概念，顧名思義，僅僅接收書中給出的資訊是不夠的，讀者需要主動發現，同時甚至成為了作者的同謀，而這樣的作品在拉丁美洲文學中亦不少見，除了本書，還有科塔薩爾的《跳房子》，以及《阿爾特米奧·克羅斯之死》也可以歸為同類。
另一方面，《三隻憂傷的老虎》這本書的創作契機，也是為了紀念一位古巴著名的黑人女歌手“Freddy”（Fredesvinda García Valdés）。1961年，年僅27歲的Freddy英年早逝，震驚了古巴樂壇。作者也正是以她為原型，設計了給人留下印象深刻的“星星雷亞”這樣一個在哈瓦那的酒吧裡整夜唱歌，不知疲倦，歌聲可以穿透靈魂，身材卻像“大黑鯨”的女歌手的形象，讓她的歌聲在這本書中得以流芳。上世紀中葉的古巴正是流行文化發展的高峰，不僅是Freddy，當時的古巴樂壇可以說是群星薈萃，像天才歌手貝尼·莫雷（Benny Moré），還有將曼波音樂推廣到世界的佩雷茲·普拉多（Dámaso Pérez Prado）都是享譽世界的音樂人。而作為古巴流行文化的體驗者、踐行者和評論家，吉列爾莫在《三隻憂傷的老虎》中，所給讀者重塑的也正是一個充滿藝術氛圍的哈瓦那之夜。
繞口令般的語言遊戲
《三隻憂傷的老虎》還有兩個突出的特點就是語言遊戲和戲仿，這可以說是作者本人的特點。卡夫雷拉其他的作品中並不常見碎片化的敘事，如《因凡特的地獄》中，作者以第一人稱敘述自己童年來到哈瓦那到長大後結婚生子的一系列情愛經歷，完全是最“正常”不過的傳統小說，但貫穿他所有作品的突出特點就是無時無刻的語言遊戲和絕妙的戲仿。無論是人名地名，藝術作品，名言警句，方言俗語，……一切在卡夫雷拉的筆下都是可以被調侃、被篡改、被模仿的物件。“想破頭”這一節裡，卡夫雷拉彷彿炫技般對於“牾斯忒羅斐冬”這一名字大加戲弄，荒誕不經的表面下也是作者對於西班牙語表達的極致開發。
從哈瓦那最高的FOCSA大樓樓頂俯視哈瓦那，所看到的地方是《三隻憂傷的老虎》裡主人公們常出沒的Vedado區。圖片由本文作者提供，攝於2015年2月。
若是論文字遊戲，本書的名字本身便是最好的例子，《三隻憂傷的老虎》（Tres tristes tigres）本就是節自西班牙語中的繞口令, 其中的一種表達形式是：“Tres tristes tigres en un trigal, traen trigo de tigre tras trillar.”(譯為：麥田裡三隻憂傷的老虎，打穀後帶來老虎小麥。)若是非要追求其含義，那這繞口令本身就不符合自然規律和邏輯，作者以此為題，也正是對書中的語言遊戲的一種預告。
而要說到戲仿，本書中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在“不同古巴作家筆下的托洛茨基之死——事發後，或事發前”這部分了。卡夫雷拉以誇張的方式戲仿古巴七位現當代文學大師，來描寫托洛茨基之死這一歷史事件，一方面需要作者對於這些作家寫作風格完全把握，另一方面也需要十足的勇氣。打個不太恰當的比方，要是一箇中國作家在他出版的作品裡的某一段，指名道姓地說某件事如果是魯迅，他會怎麼寫；如果是王小波，他會怎麼寫；如果是餘華，他會怎麼寫……恐怕要引起讀者和被戲仿者的巨大爭議。
本書裡，被卡夫雷拉模仿的這幾個人，除了何塞·馬蒂之外，其他人都在世，阿萊霍·卡彭鐵爾在讀過自己被戲仿的部分後，就很生氣。我們很難說卡夫雷拉·因凡特跟卡彭鐵爾的樑子是不是這時候結下的，還是說之前兩人間的過往導致卡夫雷拉在戲仿他時故意誇張以激怒對方。卡彭鐵爾在各種場合都強調自己出生在哈瓦那，是地道的古巴人，時刻標榜著自己的“古巴性”，但能夠查到卡彭鐵爾出生證明上寫著出生地是瑞士洛桑，他由於自己天生的缺陷無法發出西班牙語捲舌音R，而以法語的小舌音R代替，這些都成了堅定的“古巴語”衛士卡夫雷拉·因凡特的話柄。卡彭鐵爾的新巴洛克風格在卡夫雷拉·因凡特的筆下成了被戲仿的物件，其他六位作家也被他模仿個遍，他們本人的寫作就各有特色，而卡夫雷拉筆下被戲仿的他們更是從不同的視角和切入點，講述了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城被暗殺的經過。而當一個故事講了七遍，事情本身已經不甚重要，正如“首秀”裡的兩個小女孩在卡車底下偷窺一對情侶的約會一樣，她們反覆將自己看到的事情講給周圍的人，最終在意的不是內容，而是“講述”這件事本身了。
圖/IC Photo
誠然，讀罷，許多人可能依舊困惑該如何理解《三隻憂傷的老虎》這本書。作者的思路天馬行空，書裡的故事線錯綜複雜，再加上各式調侃、雙關、戲仿、口語，整本書就像一場無法停止的文字遊戲，而到了尾聲部分，一個瘋女人在哈瓦那的濱海大道上胡言亂語，以一句“真受夠了”結束了這一切，就像一首歌曲唱到最高音後，戛然而止。據說，這句“真受夠了”也是卡夫雷拉在被西班牙出版審查機構一次次打回修改後的發洩。閱讀過程中，也或許有人也發出過“真受夠了”的感嘆，或許有人抱怨它太難，像是天書，覺得它想表達的東西太豐富，也太複雜。卡夫雷拉·因凡特選擇以這樣的形式來講述他記憶中的哈瓦那，最初的意圖，只是重建自己心中那個獨一無二的哈瓦那之夜，就像電影《P.M.》中記錄下來的場景那樣。
在寫這部書的時候，吉列爾莫已經遠在歐洲大陸，且此生再也沒有回到古巴。曾經的哈瓦那之夜於他而言，已經是另一個時代，另一個空間，在這裡卻以文字的形式得以永存。書中的哈瓦那自吉列爾莫的回憶中平地而起，是一座“記憶中的城市”，卻也是這個地球上真真切切存在著的地方，它既真實又虛幻，是吉列爾莫最樸實的思念寄託，也是對一個盛極必衰的年代的真實寫照。
2017年9月，一艘遊輪停在哈瓦那碼頭，遊客們從這裡上岸，開啟他們在哈瓦那的旅程。這類似於《三隻憂傷的老虎》中坎貝爾夫婦的那一章，當時有許多美國遊客到古巴旅行。在奧巴馬執政期間，這樣的遊輪逐漸恢復。圖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畢竟那是1958年的夏天，古巴東部已經燃起了革命的熱情，而幾個月後，卡斯特羅率領的軍隊也要進入哈瓦那，曾經被西班牙和美國殖民多年的加勒比小島，即將迎來新世界。彼時的夜總會、酒吧在革命勝利後慢慢消失，而為了重振旅遊業，多年後又重新對外營業。大量的外國遊客湧向這座小島，湧向哈瓦那，湧向陽光和海灘還有所謂的“異域風情”。他們又沿著坎貝爾夫婦的腳步在城市裡漫步，像西爾維斯特雷和庫埃一起在濱海大道上乘著古董一樣的老爺車飛馳，在空間裡尋找時間，而當夜幕降臨，最終在熱帶樂園夜總會坐下，點一杯“莫吉托”，等待著主持人的雙語報幕：“Showtime！ 女士們先生們，蕾迪斯安得杰特曼……”
撰文｜何孟伊
編輯｜宮照華 徐悅東
校對｜薛京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