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失而求諸野”一句，出自《漢書·藝文志》：“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
關於其意的考釋至今仍有爭議，目前比較廣為人知的一種解讀為：對於那些在主流社會中正在普遍消失的傳統禮節、民俗以及文化等，我們可以到民間鄉野去尋訪，即“古禮不傳，可訪民間”。
如此句所言，在像地捫侗寨這樣一個再普通不過的西南村寨裡，就仍然賡續著五千年華夏文明的文脈。
在上一篇調研手記《禮失而求諸野（一）：那些衰而未亡的鄉村古禮》中，我們簡單梳理了目前尚存活於地捫這個西南侗寨的鄉村古禮，即地方信仰體系、鄉規民約以及房族這一中國鄉村傳統的家族文化體系。
這些尚存一息的鄉村古禮雖然仍舊存活於世且還有著緩慢的發展，但是面對著現代文明一波又一波的衝擊，卻又略顯疲態，在當下出現了衰頹與復甦並存的複合狀態。
01
地方信仰中懸浮的生命觀
在上一篇手記中，我們曾提到地捫人的地方信仰體系由自然信仰與神仙信仰構成，這一信仰體系自有史記載以來，在當地延續了六百餘年。
地捫人在這一套地方信仰體系的洗禮下，逐漸形成了“敬天畏地、天人合一”的生命觀，斗轉星移間，這一生命觀似乎又與當下鄉村生態振興中的“平衡共生”理念一脈相承。
不過在近二十年來，隨著當地經濟方式的轉變，人們的價值觀念與生命觀念也在逐漸發生著變化。曾經當地人的生計，因“土”而生，由此人們倍加愛護自己生長、生活以及生存的土地。
他們在對那方水土自然規律的摸索與探尋中，尋找著能在其中可持續生存的方式，並漸漸找到了“人與自然和諧共處”這一成功的生存法門。
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綿延了幾百年的信仰體系與其中核心的生命觀——“敬天畏地、天人合一”，曾經這一生命觀念堅定地貫穿著人們生產生活的始終，從未缺席。
如今，這一生命觀卻處於懸浮的狀態。在鄉村生態振興的背景下，各地鄉村都在倡導“人與自然和諧共處”這一在鄉村中傳承了幾千年的樸素哲學觀。
地捫也不例外，地方政府一直在村寨的綠色發展方面傳達著理念，並在一定程度上做著實踐探索。這一生態發展理念似乎有了短暫的復甦，但卻收效甚微。
一方面，在這一懸浮的時代，社會的各個方面都難以慢下腳步，因此綠色發展的鄉村依舊在“可持續發展”的外殼裝點下，於鄉村發展的高速路上，茫然地超速行駛著。這也就出現了我們之前提過的現象，地捫人以竭澤而漁的方式榨取著自己的資源優勢。
另一方面，當下人們的主要生計方式並不再繫於這方水土之上，“打工經濟”的到來很難令人們再對這方土地產生曾經“視土如命”的關切，由此引發的輕慢與無視，更是對這種“竭澤而漁”的發展方式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由“土”而生的地方信仰與其核心的生命觀，也在這一懸浮的時代背景下，慢慢漂浮無根。知行無法合一的現狀，使得這一生命觀在與鄉村生態振興的傳承中，出現了斷裂，斷裂中還充斥著發展復甦與懸浮衰頹的荊棘。
02
鄉規民約的弱化
從“熟人社會”到“無主體的熟人社會”，“鄉規民約”的秩序規範作用正被行政、法治等秩序所取代，處於不斷邊緣化的狀態。
以前當地人自給自足的經濟方式，使得村民的生產生活圈與社交圈都比較封閉與穩定，因此形成了“熟人社會”中以習慣為“法則”的鄉規民約，其教化與規範作用，自然而然地被村民所消化與遵守。
如今，隨著時代的變化，當地人的生產生活圈與社交圈不再僅限於當地，開始與世界各地互聯互通。人們能利用的資源範疇也不再僅僅是村寨亦或村鎮，在全球命運共同體的運轉下，資源的延展也在逐漸全球化、資訊化。
故此，依託“熟人社會”的生存法則所形成的“鄉規民約”在當代鄉村逐漸水土不服。
不過，在當下的鄉村社會中，“鄉規民約”也並非處於完全格格不入的狀態，其依舊有作用於現實的空間。
如牽涉到當前村民的共同利益的維繫時，“鄉規民約”中某些由鄉村社會結構內生沉澱出的習慣性法則，的確要比科層分明的“行政”或“法治”規則，更能靈活地適用於結構不規則的鄉村社會。
如對於村中部分群體公共財產的分配、管理以及公共空間的維護，亦或是紅白事以及某些禮俗的操辦，人們都會自然而然地選擇“鄉規民約”來作為構建秩序的規範，或者說是“鄉規民約”中的一些習慣依舊在潤物細無聲地影響著這些事宜。
雖然目前“鄉規民約”弱化的事實毋庸置疑，但是其鄉村社會內生性的特質依舊有發揮的空間。
03
房族的複合狀態
六百餘年來，從家庭到房族（家族），地捫的傳統家族文化體系，以血緣關係為基底，在這個西南侗寨不斷演變，發展至今。如今在複合的鄉村社會結構下，房族也出現了複合的狀態。其各種功能逐漸被鄉村的行政管理體系所取代，並出現了不可逆轉的衰頹趨勢。
房族禮俗約束的鬆動就是表現之一。地捫侗寨主要以吳姓為主，吳姓村民佔總人口的97%，而其它李、段、劉、徐四姓總共佔總人口的3%。
這四家小姓都晚於吳姓遷到地捫，所以起初當地吳姓人會稱這幾個小姓家族的人為“戛”（當地稱客家人為“戛”），這幾個小姓家族為了在地捫站穩腳跟，融入當地，分別掛在了吳姓的四個房族裡，依照禮俗，與其它族人一樣，參與房族內各項事宜。
但在近十年來，房族的掛靠出現了鬆動，這幾個小姓家族不再熱衷於房族事宜的參與。房族話事人功能的弱化，則是另一外化表現。原本，房族在村民的生產生活以及鄉村的基層治理中，起著主導作用。
房族話事人作為代表，充當著號召者、組織者、協調者以及判決者等多重角色，地位重大。隨著“村組——村民委員會——鄉鎮”這套行政管理體系的形成，房族話事人的角色逐漸邊緣化，目前只是在房族禮俗事務上，起著號召者以及協調者的作用。
雖然房族功能在長期內整體衰頹，但是由於部分自給自足的生產生活方式仍被保留在地捫，故此房族體系還是在村中起著一定的影響。其依然作為一種獨立的社會結構存在於村落當中，尤其是在以血緣關係為前提的禮俗事宜上，仍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家族文化的基底還潛伏於這個村落當中，或明或暗的顯現著，且具有長期性。如房族規模還在不斷擴大，村民也逐漸開始了族譜的編纂並開始認同自己的字輩，房族話事人的角色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復甦。
綜上所述，在當下的地捫，無論是地方信仰中懸浮的生命觀，還是弱化的鄉規民約，亦或是處於複合狀態的房族，目前都處於衰頹與復甦並存的衝突狀態。
在這種衝突矛盾狀態下，鄉村古禮如何衝破固有枷鎖、鼎新演變，依舊能夠為自己在當今乃至未來的鄉村社會中保留一席之地，還需把握住當今社會發展的需求變化以及古禮核心不變之間的平衡。
作者：張媚，民智國際研究院副研究員
編務：胡揚滔
責編：潘瑩琪
圖片來源：地捫生態博物館資料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