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湯不換藥”
過去四年，上了一個讓美國人頭疼且又蠻橫的總統特朗普，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與拜登的野心相比，特朗普的野蠻也只能算小巫見大巫。
作為一個快80歲的總統，拜登依然飯否，並不是“廉頗老矣”，國際上“合縱連橫”，國內“變法”，似乎比老特還想讓美國“偉大”。
這裡面美國的兩步棋值得關注：一個是拉著全球，搞了一個最低15%的企業稅；另外一個是國內對企業和富人增稅。前者是針對的範圍較廣（美國本土和以外企業），逼著給美國交錢，後者則是在前者的前提下，讓美國國內富有階層無處可逃。
一方面是為了改變美國貧富差距現狀，畢竟新冠大流行美國富人資產翻了一倍，窮人“無處可逃”，再有作為一個從政幾十年的人，他認為美國想要經濟再塑輝煌，必須從美國自身改變，從新平衡經濟，改變美國過度依賴消費的增長模式。
不過讓拜登失望的是，拿走國際上的錢並非一時之事，只能從國內下手，所以現在天天喊著推進美國企業稅改革。最新的是連續三年向股東報告超過10億美元年利潤的公司小組需要支付利潤佔比至少15%的稅收，即便公司有大量減稅額度也不能豁免。根據設想，計劃中的公司有200家左右，能夠在10年左右籌集2000億美元。
▲美國企業稅的弊端
以往，根據美國稅法，美國聯邦、州、地方，三級稅收權，現在就相當於聯邦政府“另加1.5成”。去年美國聯邦政府共收了近2000億美元的企業所得稅，最高峰的2006年也只有3600多億美元。
到了下一級州稅，則區別非常大，從0-12%不等，例如加州就是13.3%，得州沒有所得稅，導致美國很多企業巨頭就會將總部遷移，前段時間特斯拉就將總部從加州遷到了得州也就是這個原因。
而各州（尤其是經濟相對不發達）為了吸引企業，增加提升就業率，帶動州經濟發展，就會各種優惠，造成美國稅收總體上不來。
再有美國企業納稅申報表一般不公開，所以申報資訊也是重大隱患，據統計現在財富500強中，美國的50家公司就沒有交聯邦所得稅。例如，利潤增長4000%的視訊會議平臺Zoom、淨利潤超過25億美元的耐克都沒繳一美分聯邦企業所得稅；淨利潤超過200億美元的亞馬遜，企業所得稅有效稅率僅為9.4%，該數字在 2018、2019 年分別為0%、1%，遠低於美國21%的聯邦企業所得稅法定稅率。
由上至下分別為美國個人獨資企業、S—類股份有限公司/合夥企業、C—類股份有限公司數量，單位為百萬家，僅C類股份有限公司繳納企業所得稅
▲方向走偏
在美國經濟權重中，收入和利潤稅（例如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在總體稅收收入中所佔的份額比重最大，其次是商品和服務稅或消費稅（例如增值稅和銷售稅）。
如果從前者入手，雖然收入增加，但更致命的是對美國經濟的破壞性更強，沒有選擇後者，主要是害怕影響支援率，畢竟椅子剛做。但美國想要解決製造業空心化，必須減輕企業負擔，而不是擠壓利潤。
自從里根大規模減稅以來的近 40 年，美國事實上從未真正成功地實現大範圍加稅——儘管奧巴馬競選時也提到加稅的願景，但其任內 2013 年的加稅不過是小布什減稅時間到期後的正常反彈（奧巴馬甚至還延期了 2 年），主要原因還是以華爾街為代表的美國資本集團反對，所以加稅也很可能雷聲大、雨點小，最終的結果就是找死。
▲中國智慧
自從我國經濟從高增長髮展模式轉變為穩增長、高質量以來，將主要方向用在了減企業負擔上，除了能夠帶來產業進一步升級之外，還能保證經濟增長不失衡。而且對比美國來看，咱們國家稅收的統一性決定了靈活性，昨天，為緩解中小企業壓力，宣佈製造業中小微企業緩稅2000億元左右，就是最好的證明。
而且方向也好，畢竟中小微企業對中國貢獻巨大，可以概括為“五六七八九”：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
來看一份2019年末釋出的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系列報告，截止2018年末，我國共有中小微企業法人單位1807萬家，佔總量高達97.3%；
就業與營收貢獻上，2018年末，中小微企業吸納就業人員2.3億人，佔全部企業就業人員的比重為79.4%；全年營業收入達到188.2萬億元，佔全部企業法人全年營業收入的68.2%。
另外，當下中國中小企業是中國創新發展的代表，其中十大品牌榜前十，全部都是高科技，如生命健康、人工智慧、晶片涉及、智慧城市、自動駕駛，這些都是未來科技中國造的關鍵。
▲寫在最後
值得警惕的是，國際上美國主張的全球最低稅率，明面上是為國內基建籌資+為國際稅收謀公平的“一碗水端平”，實則打的是力保本國企業競爭力的“公器私用”算盤。
至少15%的全球最低稅率，對歐美髮達國家可能意味著大型跨國企業國際競爭力不失，但對發展中國家可能意味著稅收主權的限制和國際資本的流出——畢竟許多發展中國家長期透過稅收優惠鼓勵外資進入，造成本國實際稅負較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