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班布林汗

對中國人來說，元朝是一個奇異的存在。在學術界，元史可算是各斷代史中被研究得最為透徹全面的，大師輩出，名著充棟，用纖毫無餘來形容都不過分。但學術與民間的隔閡，使得元朝在民間總是一種大而化之、模糊不清的印象，各種傳說誤解多如牛毛。不論是早已有之的“人分四等”“九儒十丐”“十戶用一把菜刀”，還是網路文學興起後產生的“初夜權”“摔頭胎”等等，都將之描繪成一個黑暗壓抑的恐怖時代。

近年來，隨著美國學者傑克·威澤弗德的《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日本學者杉山正明的《忽必烈的挑戰》等書的熱銷，元朝又被他們描繪成一個大有現代化風格、有著全球化思維、締造了全球化商業網路的時代。

也許，黑暗也好，全球化也罷，都是人們有著一個先入為主概念，將元朝視之為一個特殊的時代。而因為視之“特殊”，便總是會尋找、描述乃至放大其特殊。似乎這個由遊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是中國歷史上的另類，對其在中國歷史上該處於什麼樣的位置而予以忽略，於前無繼，於後無續，異軍突起，又迅速消失於歷史中。

歷史是複雜的、立體的、豐富的，有著不同的面向和層次。用“特殊”來看待一個時代，貌似深刻，實則有些偷懶。我其實還是希望能夠有一個簡單、清晰、黑白分明的答案。這會讓自己有一種看清一切的自信，可實際上除了“特殊”的噱頭之外，並無所得。看元朝，便要先放下這“特殊”，用平和的心態去看待，去了解其複雜，才能不吹不黑，得到些真東西。

前所未有局面下進行各種除錯

元朝政策多變、皇位更迭頻繁、施政寬縱怠惰這些缺點，與社會環境寬鬆、文化多元開放、商業繁榮、宗教自由等優點，都來自於元朝處在一個“除錯時代”，其盛其衰，其成其敗，其興其亡，均是在前所未有的局面下進行各種除錯的結果。統治地域囊括前代未能達到的區域，內部多種文化並存，中原帝制與草原封建的傳統都要顧及，因此需要雜糅各法，元朝的所謂行漢法和維持漠北舊制的矛盾，其根源即在於此。“人分四等”這樣的誤解，便是在這除錯時代所遺留的問題。

這種除錯時代，在歷史上不乏先例。例如人們通常將“秦皇漢武”並稱，而兩位帝王之間的時代便是除錯時代。秦始皇統一六國，結束了延續近千年的封建，而代之以集權皇權，將周制變為秦制，何嘗不是空前的大變局，即使以當時已知世界各文明相比，都算得極為特殊了。可這步子邁得太大，並不能短時間內完成。秦朝二世而亡，漢朝繼起，雖然要堅持集權皇權，但也不得不有所倒退，還是要保留封建。最後使得封建再不足以合理合情地威脅集權，則是漢武帝時代最終完成。

而另外並稱的“唐宗宋祖”，唐太宗大興科舉，是將選官的權力完全收歸皇帝，而不再如之前那樣，皇帝只有任命權，察舉權卻在世族。畢竟世族尚未完全衰落，唐朝的科舉並未完全實現“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設想，世族仍能很大程度把持官僚體系。直到宋朝，經過黃巢之亂與五代十國，世族徹底衰落，宋太祖及其子孫才真正用科舉做到選官任官皆出自皇帝。

至於在最終完成之前，除錯時代總免不了混亂。秦朝短命而亡；漢初異姓王之亂、七國之亂便是封建走向集權的代價；而唐朝科舉難以真正公平，關隴、山東、江南親疏有別，乃至藩鎮之亂、宦官亂政，也都不能不說是世族走向衰落，皇權進一步加強過程中的代價。元朝也如秦、唐一般，在除錯中摸索前行，最終帶著除錯未能完成的遺憾而崩潰。後來者汲取其經驗，完成了除錯。它其實並不特殊，只是歷史走到一個階段時必經的過程。

種種誤解和溢美

這本《細讀元朝一百六十年》便是無視元朝的特殊，將之作為與其他朝代一樣，既有其特色，又有著歷史傳承的朝代來撰寫的作品。在將其歷史掰開揉碎呈現給讀者的同時，把曾經的種種誤解和溢美都予以澄清。

人們會看到，被神化的蒙古鐵騎，並非是亙古未有的天降神兵。其耀眼的戰力與戰績，是結合著草原民族的特點、超強的組織手段和大力吸收歷史與其他民族文明成果，才鍛造出來的。若非所有人被完全動員起來成為這架軍事機器的一部分，全力為戰爭服務，蒙古人的行動式給養方式，以及快速機動的作戰方式，最多隻能自保，要想衝出草原去征服世界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生滅國無數，締造戰神傳說的成吉思汗，也有著眾多無奈和妥協。他雖是自己締造的國家的最高統治者，須臾間可決定千萬人的生死，但因為傳統的力量，“形式上權力和帝國歸於一人，即歸於被推舉為汗的人，然而實際上所有的兒子、孫子、叔伯，都分享權力和財富”，而這些無奈和妥協也決定了蒙古帝國與元朝的命運。

面對祖先的帝國不可避免的分裂，忽必烈看似繼承，實則開創，變蒙古帝國為元皇朝，“定官制，立紀綱”，“留意治道，固屬開國英主”。但在其煌煌威儀，赫赫武功之後，也有著無力感，因為他和他的子孫算得走一步看一步，並無現成的治國方法一勞永逸。從他開始，元朝便在蒙古法、回回法與漢法之間進行調和，以適應空前的大一統形式。除錯意味著動與亂，而動與亂之間有巨大的自由空間。

歷朝歷代都重農抑商的政策被改變，元人對經商趨之若鶩，“工商淫侈，遊手眾多，驅壟畝之業，就市井之末”。不但“小民爭相慕效，以牙儈為業”，原本對商業嗤之以鼻計程車大夫，也認為“胸蟠萬卷不療飢，孰謂工商為末藝”，大加讚賞從事商業，認為是具有“仁、智、勇、斷”的“四德”的事業。南人北上經商，北人南下行賈，乃至出國經商航行萬里，人口流動頻繁，規模巨大，朝廷對社會的管控就形同虛設。以至於推翻元朝的朱元璋，評價元朝之亡，認為“其失在於縱馳”，所謂縱馳，就是管控不善。

人們會了解，元朝尊孔重儒，在孔子原有的“至聖文宣王”之上加“大成”二字，使孔子在中國歷史上達到至尊至聖的地位。歷代儒門先賢都被賜以封號——“加封孔子父齊國公叔梁紇為啟聖王，母魯國太夫人顏氏為啟聖王夫人，顏子兗國復聖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河南伯程顥豫國公，伊陽伯程頤洛國公。”

程朱理學被定為官方意識形態。“明經內四書五經以程氏、朱晦庵批註為主，是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學。”至於講授儒學的書院，“上凌宋，下躐明。宋以下一千年來之書院林立，惟元最盛，莫與倫比”。

與此同時，科舉卻不興盛，讀書人大多哀嘆“空巖外，老了棟樑材”，以至於後世有人堅信元朝“八娼九儒十丐”。儒士地位很低，這其中的矛盾與原因究竟何在？大量文人從象牙塔走出，在市井中尋找自己的出路。繼唐詩、宋詞之後，中國進入了更自然、更接地氣的元曲時代。王國維先生評價元曲的特色，曾說：“元曲之佳處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 為什麼“最自然”？因為那時是文人最“沒人管”的時代，不僅是現實中用官爵名利來進行“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的管理，就是在思想上也化解了不少“治國平天下”的自我期許，於是便徹底“自然”了。

摒棄看似複雜實則將歷史簡單化的心理

人們會知道，在那個時代，君王和將軍們金戈鐵馬、開疆擴土確是舞臺主角。但在主角周圍還有更多人物，甚至比主角更為傳奇，留下的影響更為深遠。以古稀之齡萬里西行，與成吉思汗留下“一言止殺”佳話的長春真人丘處機；將禪宗帶入蒙古，並將自己弟子留給蒙古皇室，使之成為一代名臣的印簡海雲法師；將少林寺修建到漠北草原，死後被尊為國公的雪庭福裕禪師；將藏傳佛教東傳，並使得徒子徒孫都成為大元帝師的薩迦班智達；來自義大利，在元朝成為中國第一個天主教總主教的孟高維諾；在印度、波斯、元朝、高麗之間折衝樽俎，掌控海商的傳奇豪商孛哈里；以一己之力兩次遠航，途經二百多地區與國家，直達非洲東海岸，並留下詳細記錄的儒生旅行家汪大淵，還有“曲聖”關漢卿、色目大詩人薩都剌等等人物，讓那個時代精彩紛呈。

人們更會發現，一些似乎不是問題的問題，其實也遠不是那麼簡單。蒙古帝國和元朝的關係究竟如何？究竟元朝的時間該如何計算？元朝的疆域是否空前絕後？是否真的可以超越之前的漢唐和後來的清？元朝的人口到底有多少？是否真的是高峰後的低谷，沒能恢復到前代的水平？元朝徵日本與安南失敗，真的是因為“神風”和熱帶雨林氣候嗎？現代蒙古人天天離不了的蒙古奶茶，是從元朝就開始喝的嗎？也許看完本書，讀者會有原來如此的感嘆。

當然，讀史不是為了獵奇，一本不吹不黑的元史作品也並非執著於“翻案”與“澄清”。我所希望的，是讀者能夠透過這本書摒棄那種看似複雜實則將歷史簡單化的心理，看到一個曾經真實存在、有特色而並無所謂“特殊”的時代。這個時代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繼承了前人的成果與錯誤，也將新的成果和失誤留給了後人。

今天的我們，不得不承受歷史留下的負擔，也順理成章享受著歷史留下的果實。那我們回望歷史時，就如爬上山坡的時刻回望曾經的路，看清坎坷，看清坦途，領略風景，然後才有真的自信走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