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太驚險了，每一天都驚險。槍炮一響，你都不知道你今天能不能活下來。”說起抗美援朝那一段戰爭歲月，這名老戰士身形筆直，絲毫沒有佝僂。
他叫鄧長會，今年86歲，他曾是中國人民志願軍11軍33師99團的一名通訊兵。“通訊兵是首長的千里眼、順風耳，在打仗的時候，通訊不能斷，要隨時給首長傳遞資訊，還要傳達首長的指示。”在抗美援朝的戰場上，鄧長會多次冒著炮火接通被敵軍炸斷的電話線，最終英勇負傷，雙眼致盲。
在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1週年之際，鄧長會向記者回憶起過去的崢嶸歲月，他臉上的神情時而堅毅，時而激動，時而悲傷，時而自豪。
在講述完自己的戰場經歷後，鄧長會像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指著面前的攝像機問：“你們這個是要播新聞出去嗎？”在得到記者的肯定答覆後，鄧長會清了清嗓子，正襟危坐，對著攝像機說：“我還有個哥哥，叫做鄧長義，他也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在戰場上聯絡不上了，至今還是失蹤人員。”他頓了頓，“如果有人聽過他的訊息，可以通知我，再遠，我都會把哥哥接回來。”
抗美援朝老兵鄧長會
多次冒著槍林彈雨接通電話線
遭到敵軍毒氣彈襲擊後雙目失明
1952年冬天，來自四川廣元的鄧長會踏上了抗美援朝的戰場。作為一名通訊兵，上傳下達是他的主要工作。那時的他揹著電話線，掛著電話機，架設團指揮所到前線部隊的通訊線路，“如果炮彈把電話線炸斷了一截，我們還要及時去接通，半點耽誤不得。”鄧長會說，“戰場上通訊不能斷，打仗就是要搶每分每秒，前面的離開了指揮就不行。”
說起自己遭遇的最驚險時刻，鄧長會情緒有些激動：“當時我們在一個被稱作‘老鷹嘴’的地方，離上甘嶺不遠。當時前方的電話線被炮彈炸斷了，我和戰友要透過敵人的封鎖區去把線接起來。”鄧長會說，敵人不斷用機槍掃射封鎖區，他們只能先埋伏，等到敵軍的子彈耗盡，換子彈的空隙，拼命跑過去，“跑慢了就要挨槍子，當時就是什麼都不敢想一直衝。和我一起的戰友就跑慢了，腿被子彈打斷了。”
跑過封鎖區的鄧長會最終將電話線接好，成功傳達了指示。“當時其實什麼都沒想，因為你根本不知道敵人的子彈會不會打中你，敵人飛機丟的炮彈會不會炸死你，你能做的就是往前衝，保證完成任務。”就這樣，鄧長會多次在槍林彈雨中接通電話線，保障了通訊暢通。
意外發生在1953年5月，鄧長會在一次執行任務的過程中，遭到敵軍毒氣彈襲擊，雙目失明。“一陣煙之後，有人嗆得說不出話來，有人眼睛看不到。我就是當時看不到了，透過治療好轉了一陣子，後面又復發，就失明瞭。”
停戰歸國後，失明的鄧長會來到四川省革命傷殘軍人休養院。如今的他，說起過去的故事並沒有傷感，也並不為自己失去光明而哀嘆，反而是為在戰場上保障通訊暢通而自豪。“我完成了交給我的任務，這是軍人最大的光榮。”
鄧長會和老伴
三兄弟一起上戰場
二哥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失蹤
在戰場上圓滿完成任務的鄧長會說，自己在戰場上沒有遺憾，但在戰場下卻有一個遺憾。“我想知道我二哥的訊息，哪怕是遺骨，我也想知道他在哪。”
鄧長會一共有5個兄弟姐妹，其中有三兄弟都走上了抗美援朝的戰場。“二哥鄧長義，三哥鄧長禮，我是最小的。他們倆在1951年就到了朝鮮，我是1952年底才去的。”在戰場上的三兄弟未曾見面，只通過書信往來，“後來寄給二哥的信就沒有迴音了，失去聯絡了。我當時心裡就想，糟了。”
回國後的鄧長會和三哥重聚，卻始終沒有二哥的訊息。“三哥積勞成疾，1967年因病去世了。”鄧長會說，這些年來，他和三哥一直都想聽到二哥的訊息，但三哥在去世前也沒能實現這個心願，“二哥是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失蹤人員，我們只知道他的信箱，知道他是偵察連的偵察兵，具體是哪個部隊的也不知道。”
說到這裡，鄧長會語氣有些哽咽，“我們連也有幾個失蹤的戰友，大家都把他的衣服、帽子等物資保管起來，給他們的家人留個念想。但我和二哥不在一個部隊，也不知道他的物資有沒有人保管，有沒有東西可以給我留個念想。”
說到這裡，坐在鄧長會旁的老伴也點點頭：“這麼多年來，每次有在韓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遺骸回國的新聞，他都會開啟收音機仔仔細細地聽，看能不能聽到他二哥的名字。”他老伴說，其實鄧長會心裡也清楚，這些烈士遺骸裡多半沒有二哥，“他二哥應該是在朝鮮戰場上，沒有到過韓國。”
鄧長會聽聞此言，嘆了口氣，接過話頭：“我心裡清楚，但是我總是想，萬一呢，萬一就有二哥呢。”鄧長會說，“我在收音機裡聽到，有人透過歸國遺骸認親了，每次聽到這些新聞，我都在想，下一個會不會是我二哥。”
採訪的最後，鄧長會仍然坐得筆直，儘管他看不見，但他仍然對著眼前的攝像機，似乎想和屏幕後的人交流：“我二哥叫鄧長義，我現在仍然期待有一天可以聽到他的訊息。如果可以，我一定要把他的骨灰領回家鄉，將他安葬。”
紅星新聞記者 彭驚 攝影記者 呂國應
編輯 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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