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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滕傑——藍衣社的初衷

我們稱作藍衣社的團體，最早的倡導人並不是劉健群，而是滕傑。滕傑是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生，1931年7月1日萬寶山事件發生時，他是在日本留學的60多名黃埔畢業生之一。

當時，滿洲發生的中國當地居民同日本領事館警察的衝突正煽起中、日兩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這些黃埔畢業生確信日本很快就要發動一場全力的侵華戰爭，便選派滕傑同蕭贊育一起，於7月下旬返回中國，就這個迫在眉睫的的危險向南京政府提出警告。然而，到達南京以後，滕傑驚愕地發現，政府完全瓦解了，民眾精神士氣低落，對於這場提前爆發的戰爭沒有做任何準備。

由於認識到中國面臨的危險，滕傑決定不返回日本繼續其學業，而同他的未婚妻一起，花了近二週的時間，草擬了一份拯救國家的計劃。這一計劃的要點是要建立一個由黃埔軍校畢業生領導的、秘密的、有高度組織紀律的團體。

他們期望在蔣介石的領導和孫文主義指導下，這樣一個團體將能夠在緊急時刻為國家提供一個頭腦清楚、行動迅捷的領導集體。

然而，當藤傑開始為這個新團體吸收成員時，遇到了反對。

蔣介石從前曾告誡過他的黃埔學生，由於他們缺乏政治經驗，他們不應該形成宗派集團或者從事政治活動。因此，同滕傑接近的一些黃埔畢業生害怕違反了這條禁令。

但是，滕傑最終爭取到頗受人敬重的黃埔第一期畢業生曾擴情的支援。從那以後，其他黃埔畢業生也就更樂於贊成滕傑的計劃。到1931年9月日本入侵滿洲時，這個團體已發展到40餘人，其成員均是黃埔第一至第六期的畢業生。

該團體從鄧文儀的拔提書店借了300銀元，在南京設立了“籌備處”，由滕傑負責。在賀衷寒的建議下，該團體取名為“三民主義力行社”。

不久，力行社向北京、西安、福州以及其他主要城市都派駐了代表，以便吸收其他黃埔畢業生參加該團體。當力行社在黨、政、軍、警各機構內都建立了基層組織後，便指揮了一場廣泛的攻勢，矛頭直指共產黨地下組織、為日本情報機關效力的漢奸以及所有一切反對國民黨中央和政府的分子。

儘管這些活動的詳情尚不清楚，但幹國勳聲稱，同5個月以前相比(那時日本正入侵滿洲)，中國在1932年1月(當時日本人正在進攻上海)所表現出的異乎尋常的民心士氣與秩序安定，顯然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力行社的這些活動。

在這期間，該團體並沒有把力行社的存在與活動情況向蔣介石報告。他們解釋說，這是因為他們不忍心民族危機的嚴重關頭再加重蔣介石的負擔。

2、被告發後蔣介石的態度

但是，1932年1月，一位名叫李一民的黃埔畢業生威脅要向蔣介石告發滕傑等人違反其黃埔畢業生不準參加政治活動禁令的行為。由於害怕蔣介石會誤解他們的動機和目的，力行社的領導們指示當時擔任蔣介石私人秘書的鄧文儀，將他們的活動和計劃向蔣介石報告。

由於蔣介石已在1931年11月的政治危機中被迫“下野”，此時正居住在溪口老家。當鄧文儀彙報了他從前的學生所從事的秘密活動後，蔣的態度開始並不明朗。但他同他的學生一樣，對政府內部存在計程車氣低落、追求個人私利、腐敗等現象也表示了憂慮。此外，他也瞭解到這些青年軍官對他個人的忠誠。

因此，在結束隱退而於1932年1月21日返回南京復職後的某天，蔣介石召見了滕傑、賀衷寒和康澤一這個新團體三位最積極的領導人，並宣稱自已支援他們的計劃。

但是，他又補充說，“你們年紀很輕，經驗不足，恐怕做不好，讓我來指導你們吧。”

當時，蔣介石正集中全力專注於淞滬方面的抗戰，但他對其學生的計劃仍然很感興趣。在2月底，或者可能是8月初的一天晚上——那時上海方面的戰事還未正式結束——他召集力行社的28位籌備人員舉行了秘密會議。會議是在位於南京郊區中山陵園下的一座平房裡召開的。會上，蔣介石要這些青年軍官談談他們的新團體以及未來的計劃。

回答問題時，這些軍官按照他們從軍校畢業的先後時間依次發言，向蔣介石陳述他們對國家的憂慮和希望。整個會議過程中，蔣介石都靜坐著，耐心傾聽軍官們的發言，只有當他對某些要點沒聽清時，才偶爾詢問一兩句。到晚上11時，討論已經進行了8個多小時，僅有7位青年軍官發表了意見。為此，蔣介石指示他們明晚同一時間在此繼續開會。

為了使28位軍官每人都有充分的機會闡述自己的觀點，蔣介石又同他們會見了兩次以上。最後，大約是在3月1日，該團體在市內的勵志社裡再次集會，正式宣佈力行社的成立。這次會議是在白天召開的。與會的每位軍官都宣誓服從，犧牲個人，決心為國家、民族和孫文主義而奮鬥。滕傑被任命為該團體的主要負責人——書記長。

3、劉建群——護黨救國的“具體計劃”

在蔣介石第二天晚上召集的會議上，發生了一個有意義的插曲。令與會者吃驚的是，按照順序前晚已發過言的桂永清突然站起來請求允許他再次發言。他宣稱希望能夠推薦一位對護黨救國有“具體計劃”的傑出人才。這個人叫劉健群，是位文人，現任何應欽將軍的秘書。

由於沒有人反對這一推薦，蔣介石點頭同意，並讓桂永清通知劉健群明天上午8時到他的(蔣介石的)辦公室一談。

在第二天上午的會談中，劉健群給蔣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他們後來又多次會面——至少談了10次。在這一系列會談結束後，蔣介石任命劉健群為中央軍校政訓處長。翌月，又委派他擔任軍事委員會政訓處長，這是一個負責整個軍隊系統政治訓練的重要職位。

劉健群的那份使之受到蔣介石青睞的護黨救國的“具體計劃”是什麼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得回到1931年春天，那時劉健群在何應欽主持的剿共總司令部南昌行營裡任職。在南昌，他同一些朋友開始討論國民黨自1927年奪取政權以來，革命令人失望地衰落下去的原因。

他們感到，一些國民黨領袖只考慮他們個人利益，卻不關心黨和國家的命運；宗派活動正在毀壞國民革命運動的團結；黨的基層組織正在萎縮；黨和民眾之間產生了不可逾越的鴻溝，並且正在同人民疏離。

這些討論的結果，形成了劉健群的文章《貢獻一點整理黨的意見》，該文就是桂永清所提到的那些“具體計劃”。

到了1932年1月，劉健群和友人宣介溪決定採取行動。他們首先來到南京拜訪陳立夫，並想透過陳立夫而將他們的計劃呈遞給蔣介石。但陳立夫當時不在南京，所以他們同蔣介石的聯絡未能成功。

然而，與此同時，他們卻建立了一個秘密社團，該社團具備了劉健群文章中所設想的“布衣團”的雛型。同年4月，這個社團已由最初的6人發展到18人。

4、藍衣社名稱何以用於力行社？

長期以來，關於藍衣社一詞的來源以及為什麼會將這個名詞用於力行社，一直被弄混淆了。

力行社成員常常爭辯說，這個名詞是日本人或共產黨人杜撰出來的，其目的是要透過捏造其仿效墨索里尼的黑衫黨和希特勒的褐衫黨，並以此來詆譭國民政府。

有一點是明確的：藍衣社的名字並不是一個正式的名稱。這個當時不僅在中國公眾中，而且在藍衣社成員內部均普遍流行的新生詞語。

一個普遍的說法——被大多數中國人和一些日本人所接受，一是劉健群在他寫於1931年初的文章中使用了這個字眼。

而事實上，自劉健群發表了一本名為《中國國民黨藍衣社》的小冊子之後，這一名詞似乎就為中國公眾所熟知。這可能是劉健群《貢獻一點整理黨的意見》一文的第二個標題或副標題，抑或可能還有一篇完全不相同的文章。總之，由於當時上海和南京的幾家報紙轉載了該文的一部分，因此該文的標題和作者均已出名。

然而，劉建議用“布衣團”的名稱，藍衣社的字眼並沒有在小冊子的任何一頁上出現過。劉自己堅持，藍衣社的名稱是由日本人首先使用的，其目的是以藍衫附會墨索里尼的黑衫黨來詆譭藍衣社運動。從此，藍衣社的名稱便被中國人自己普遍使用了。

後來，當劉健群成為力行社的領導人後，一些局外人因此做出了合乎邏輯的——但是錯誤的——推斷，既然劉健群在其文章中這麼寫了，那麼他現在參加的這個秘密組織的名稱一定叫藍衣社。而實際上在那個時候，該組織的名稱早已不復存在。

儘管劉健群原先的藍衣社並不是力行社這個團體的前身，但是，他關於改革國民黨的意見或許對該團體有較大的影響。《傳記文學》發行人劉紹唐在幹國勳等人的回憶文集前言中特別提到：力行社“承襲了”藍衣社的“主要構想”。而且劉健群曾兩次擔任力行社的書記長。

5、法西斯主義與藍衣社

對於藍衣社而言，法西斯主義似乎是一種能夠儲存中國的方法。自一個德國軍事顧問團於1928年末在南京建立後，中國軍官就充分地受到法西斯主義的影響，從1928年11月至1929年5月領導顧問團的馬克斯·鮑爾上校就與希特勒和德國納粹運動保持著緊密聯絡，在顧問團中，他的許多部屬被挑選出來，至少是因為他們具有和他一樣的政治傾向。

在藍衣社的意識形態中，復興國家的目標高於其他一切價值。藍衣社《綱領》規定：

“國家是最高的和神聖的，民眾的唯一職責就是保證自己捍衛國家利益。”

對於藍衣社，法西斯主義有吸引力是因為它榮耀了民族，而且，似乎為建設強有力的和偉大的民族提供了一種已被證實的方法。法西斯主義，如同《社會新聞》一個記者評論的，“它是最實際的，最勇敢的，最有力的，是凝聚了國家精神的表現形式”。

法西斯對最高領袖的順從原則是藍衣社意識形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藍衣社的綱領宣佈：

“蔣介石是國民黨的唯一領袖也是中國唯一的偉大領袖；因此，黨員必須絕對支援他，只昕從他的命令，以他的意志為自己的意志。”

據報道，賀衷寒認為，“服從領袖是無條件的；每個人必須真摯堅定地與他同生死，共患難。”

藍衣社分子不斷髮出決心“以暴制暴”的聲音，他們深信這點也是完全有理由的，在當今世界，道德蕩然，唯有權力是成功的保證。所以今日中國沒有其他復興之路可走，只有用絕對革命的東西，如暴力，才能支援國家至上的原則。

而由於其組織的秘密性，暴力有時候只能藉助特務活動來施行，這就是為何藍衣社被稱為特務組織的主要原因。

6、戴笠——把藍衣社帶上特務組織的人

藍衣社的活動在中國造成了幾乎普遍的恐懼和憎恨，它被稱為“特務”——情報和恐怖活動的一種委婉說法。

藍衣社特務的主要頭目是戴笠，他到1946年在飛機失事中摔死前一直是最受蔣介石信任的副手之一，是中國權傾朝野、最有實力的政治人物之一。戴笠的早期經歷很大程度上帶有神秘色彩。他和蔣介石一樣，出生在浙江農村。

其生活的轉折點是1926年，他的一位前同學回到浙江，告訴他，國民革命的真正中心在黃埔軍校。戴笠而立之年前往廣州，同年為黃埔軍校第六期所錄取。在軍校中，戴笠開始收集有關同期共產黨員的情報。1927年4月國民黨清共時，戴笠告發了20多名他的同窗。蔣介石得知戴笠的“特長”後即調戴笠做情報工作。這樣，戴笠開始了他的獨特經歷。他從未完成在黃埔軍校的學業——這是某些心懷妒嫉的黃埔畢業生所不會原諒他的——但他經特許而獲得了文憑。

當藍衣社組建時，戴笠當上了特務處處長。同年，蔣介石任命他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即特務處)處長。因此，戴笠指揮著中國最大的特務網之一。

據說，戴笠所搞的第一宗政治暗殺是1933年2月暗殺一名與日本人合作的舊式軍閥張敬堯。以後，不時發生的每一個暗殺事件——許多發生在30年代——都可實際歸因於戴笠的特務。1933年6月，楊杏佛在上海法租界被槍殺，據說這是為了懲罰他是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主要人物。這次暗殺進行得很順利，據說後來藍衣社在訓練其未來的殺手時將這次暗殺當作樣板。

1934年11月，上海主要報紙《申報》主持人史量才被阻於杭州和上海之間的路途中，遭到六名身著黑裝的蒙面殺手的刺殺。對汪精衛和自由派記者羅隆基的未遂謀殺亦系藍衣社所為。對諸如益世報、晨報，以及天津民興報等報社的襲擊和投擲炸彈，也應由戴笠的特務承擔責任。

儘管南京和上海首當其衝，戴笠的活動還從廣州擴大到滿洲。1933年下半年有人報導，“藍衣社使整個廣州處於驚恐顫抖之中”。胡漢民在香港撰文激烈譴責它，廣州的軍閥陳濟棠逮捕了74名藍衣社分子嫌疑犯並對其中9人判以徒刑。《北華捷報》認為：“共產黨員在廣東也沒有受到這麼嚴厲的處置”。

1933年11月福建起義爆發時，一個主要的口號就是：“打倒藍衣社”。

一位著名的起義參加者說道，“(導致起義的)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是法西斯運動的興起。”來源於日本的材料也評述了藍衣社怎樣使國內形勢“空前緊張”。

但是，對藍衣社沒有人比日本人更為不安。

1934年，一份情報警告東京，“蔣介石利用藍衣社作為反對滿洲國、抵抗日本政策的核心。據報，藍衣社派遣了若干暗殺小組去刺殺日本和滿洲國的高階官員與漢奸；他們在滿洲國組織抗日義勇軍，領導抵制日貨運動。正如巖井所言這些活動是藍衣社“長期抵抗”戰略的一部分。

為了證明藍衣社的反日態度，巖井引用了其“綱領”：

“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死敵，我們斷然否認妥協和平的任何可能性。如果本社不能推翻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將亡我中華。因此，我們決心保持絕對仇日的態度。抗日是本社最為重要和最為神聖的任務。”

毋庸置疑，藍衣社是堅決抗日的，但這一事實會引起某些令人感興趣的問題，因為這一階段恰是蔣介石政府嚴厲鎮壓學生和其它反日團體的時期。

這裡至少存在著三種可能性。

第一，是蔣介石有意實行暗中抗日的政策，但同時又以公開的退讓來撫慰日本人嗎?第二，是蔣介石違心地認可藍衣社的反日活動以維持它的忠誠嗎?因為，儘管藍衣社對蔣介石矢志忠貞並受嚴格的紀律約束，但是如果他不允許藍衣社分子發洩他們的反日情緒，他們的忠貞會因此而削弱嗎?或者，第三，藍衣社分子的確是抗日的，以致於他們以行動向蔣介石的願望挑戰嗎?

7、藍衣社的遺產

藍衣社解散於1938年春。根據某種未經證實的說法，蔣介石在西安獲釋只是由於他作出了若干讓步，讓步之一就是終止藍衣社的活動。事實上，蔣介石在西安是否對逮捕他的人作出任何承諾從未得到證明。總之，在蔣介石決定抗日之後，像藍衣社和別動隊這樣有名的反共和恐怖組織再繼續存在下去將會阻礙與共產黨的接近。

然而，藍衣社的精神並未因組織的解散而消失。

1938年8月，三民主義青年團作為抗日戰爭期間團結全國各種政治成份的手段建立了起來。因此，CC系、藍衣社以及汪精衛的改組派甚至與象中國青年黨和民社黨這樣的非國民黨集團進行聯合。

在三青團的執行委員會中，藍衣社的十三太保就佔了5名，包括賀衷寒和康澤。在三青團建立後的第一年中，原藍衣社分子沒有對其加以完全控制，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他們的權力已是佔支配地位了。

藍衣社缺乏政治權力的社會基礎，嚴重依賴蔣介石個人。但蔣介石保護藍衣社僅僅是有限的。因此，1934年藍衣社和CC系關係緊張以致幾欲兵戎相見時，蔣介石的處理僅是對這競爭的兩派作了分工：CC系將其工作集中在國民黨內，而藍衣社在軍界展開工作。該裁決僅在一個短時期內有效。兩派的敵對繼續存在。劉健群爭辯道：CC派的反對對藍衣社的失敗有著決定性的作用。

對於這些自己的支持者中的派別鬥爭，蔣介石並非完全不贊成，因為這些鬥爭能使他避免為任何一派所控制。而且，他與法西斯主義的關係是搖擺的。

毫無疑問，法西斯主義對他總是有吸引力的。但是，他能以對反儒家學說矇騙外國傳教士，甚至使某些人相信他對民主的承諾。

換言之，蔣介石有著五花八門的支持者，他不認為讓藍衣社對所有其他派別擁有不可挑戰的優勢是符合他的利益的。藍衣社認識到中國社會存在著的某些根本性弊端。然而，沒有關於政治權力的新觀念，中國的法西斯主義便成為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中國的整個時期折磨國民黨的宗派主義、空談以及卑鄙的政治活動的犧牲品。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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