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族出身的李世民，自稱十八歲的時候還生活在民間，故“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他曾親眼目睹隋朝的覆亡，參與過激烈的戰爭，這對他政治思想的形成有極大的影響。他曾對大臣們說過，自己特別勤行三件事：“鑑前代成政事，以為元龜”，“進用善人，共成政道”，“捨棄群小，不聽讒言”。
在中國封建歷史上，李世民是一位比較善於學習歷史經驗，具有開明思想和政治遠見的帝王，他即位以後，經常與大臣們討論歷代王朝盛衰成敗的原因和治國理政的策略。“甲兵強銳”的隋朝被農民起義埋葬的教訓，尤其受到重視。他與大臣們認為，隋煬帝身死國滅，是因他“驅天下以縱慾”，“徭役無時”，“干戈不戢”，以致“民不堪命”，起而反抗。李世民說，每想到這件事，“不覺惕焉震懼”，要臣下為他常“思隋氏滅亡之事，作為前車之鑑”。
從前朝興亡的歷史中，他認識到皇帝暴虐無道是非常危險的，“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為此，他經常引用荀子的一句名言：“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用以惕厲自己，告誡子孫。他還生動地比喻說：人君過度徵收賦稅，就好像“饞人自食其肉，肉盡必死”；“竭澤而漁，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獸，非不得獸，明年無獸”。所以，唐太宗總結出一條重要的統治經驗就是“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 。在君臣關係上，太宗強調只有做到君明臣忠，“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如果“君臣相疑，實為國之大患”。國家政事要儘量委任群臣辦理，皇帝不能猜疑臣下，事事獨斷。唐太宗和他的大臣們還認為，歷代統治者執政之後驕奢淫逸，安而忘危，以致重蹈覆轍；要使唐朝長治久安，就必須“居安思危”、“慎終如始”。唐太宗說自己要“每思危之以自誡懼，用保其終”。臨死還告誡太子：“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唐太宗的統治政策，就是以這些認識為依據而審慎制定的，為大唐王朝的興盛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和經濟基礎。
當然作為“人”的李世民也難免會犯一些錯誤，比如為了給後世留下一個好名聲，違反“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的修史制度，索閱《起居注》，並授意修改，掩蓋玄武門之變等歷史真相。
為了政治聯姻，許嫁公主給薛延陀真珠可汗，後來目的達到了，便找藉口反悔，司馬光評論說：“孔子稱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審知薛延陀不可妻，則初勿許其昏可也；既許之矣，乃復恃強棄信而絕之，雖滅薛延陀，猶可羞也。王者發言出令，可不慎哉！”晚年開始追求驕奢的生活，踣倒給魏徵所撰碑，不再重視納諫，為伐高麗，發民造船，致使民不聊生，引發了四川等地的農民起義；不聽忠諫征伐高麗失敗後，以諂媚為由遷怒於一個農曆十一月進貢新鮮蔬菜的官吏，壓制了反季節蔬菜這樣一門農業科學技術的發展；派蕭翼騙取王羲之真跡《蘭亭集序》;後來信奉方士，服食含汞丹藥，中毒而死。但縱觀其一生，終不愧為一代明君，為中華民族的融合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當歷史的塵埃落定，光環褪盡，我們看到了一個盛世背後付出的艱辛，“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一再告訴我們，“民惟邦本，本固則邦寧”，只有依靠人民、相信人民、為了人民，才能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
壹點號 悠然箭
找記者、求報道、求幫助，各大應用市場下載“齊魯壹點”APP或搜尋微信小程式“壹點情報站”，全省600多位主流媒體記者線上等你來報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