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下半年，縣上派工作隊到山城公社搞農村教育，每個生產隊一名包隊幹部，任窪子生產隊包隊幹部是工作組副組長趙××（縣委機關幹部），吃、住在副隊長家，初冬山城供銷社因交售葵花籽最多，給生產隊獎勵了一臺“標準牌”縫紉機。
供銷社副主任、公社副主任，多次向我父親索要這個指標，父親均沒有答應。正好我四叔任正琪復員回家，全家11口人，父親覺得爺爺家是全生產隊人口最多的家庭，就將這個指標私自給了四叔。四叔以165元購買回家使用。
年底，工作組副組長趙××，在生產隊社員會議上，決定抓“闕”分配，有副隊長、會計、四叔參加，我父親說“我也要”！生產隊有幾戶社員也有購買的想法，但總覺得抓到後，從人家家裡取縫紉機，不好意思，況且抓“闕”的人是隊長、隊長兄弟、副隊長、會計4人，何必湊熱鬧，因而放棄。
抓“闕”時，副組長寫好一個，父親揉一個，最後又把4個放在手掌重新挫揉了一番，交給副組長。他雙手緊握，舉在空中搖了一番，口中唸叨“這樣最公平！最公平！”隨後放到土炕上（社員家中的窯洞開會）說：“開始抓”！副隊長第一個抓，我父親第二個抓，會計第三個抓，四叔呆呆地看著別人抓後，拿了剩下的1個。
前面3人將紙團伸開後，都是白紙條，四叔高興地說“一定是我這個”！展開紙團一看，是“縫紉機”，高興得說“老天有眼！老天有眼！”一些社員拍手鼓掌，副組長與副隊長面面相覷，都覺得很尷尬！今天評心而論，一臺縫紉機誰家購買都合適，也都不合適，我認為我父親讓我四叔買是正確的，因為他家人口最多，最需要縫紉機，如果是4口之家買去就會使用不多，成了擺設。
1975年年初，工作組認為搞多種經營、搞副業、多播種油料作物，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父親受到批判，第二次免去隊長職務，提撥副隊長擔任隊長。他自認為不費吹灰之力，搞得也比我父親好，未料到第4年，任窪子生鄉隊再次成了全大隊最差之隊。
1997年喬副書記退休後，有一次來急診室看病，他講述了當年的詳細過程：工作組、公社對我父親免職一事有不同意見。劉口子大隊工作組在討論時，副組長提出應該免職，工作組長候××說，任窪子隊工作搞得不錯，第一免職要有充足理由，第二要有比任正東更好的人選。副組長把副隊長吹噓了一番！
在公社、工作組會議上，書記早都想換掉，讓自己妹夫當隊長，但礙於副書記面子而無法開口。喬副書記（1970年由他決定父親擔任隊長）說，搞副業、種葵花、套種油料，沒有影響糧食生產，又不違犯政策，這個理由不充分吧！工作隊長張××（縣革委會副主任）說，這是典型的走資來主義道路，立即換掉，並要進行批判！他一言九鼎，做出了決定。
1974年12月，我開始擔任劉口子五年制學校社請教師。1975年開學不久，我牽了生產隊的一匹黑騾子，到山城去給學校馱書，在駱鴕脖子的羊腸小道上，下坡時騾子蹄子未踏實，向小溝裡滾下，只見騾子滾溝時，頭與屁股往下翻滾，平生第一次見到，把我嚇壞了！
心想這下闖大禍了，那個騾子最少值1000元，又是生產隊主要畜力，我將如何交待！雙腿打顫，癱坐在地上，但幸運的是，騾子翻滾6個跟頭後落入小溝底，不一會後自己就站起來了，我喜出望外，跑下去抱住騾子頭說，“你嚇死我了！”此事距今己有47年，騾子翻滾下溝的那個情景至今瀝瀝在目（任志彥家族往事之二十五，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