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前後，西藏叛亂的局勢從暗流湧動轉為明火執仗，愈演愈烈。尤其是四川藏區的叛匪竄入西藏後，和西藏僧俗上層集團勾結，實力大增，僅拉薩地區的叛匪就有四大派系，五六千人之眾，昌都地區的情況更嚴重。
我軍駐藏部隊受上級指示，採取忍讓態度，不到萬不得已，不放棄和平解決的希望。叛匪以為我軍示弱，活動更猖獗了，駐藏部隊屢次被襲擊，損失不小。
1958年9月12日，西藏軍區組織了一支16人組成的醫療隊，從拉薩去日喀則的160團駐地，給幹部們檢查身體。帶隊的是後勤防疫部門的大尉助理員王能勤（80年代解放軍取消了大尉軍銜）。王能勤38年入伍，當過軍分割槽醫院院長，是一名經驗豐富的老兵了，滿心以為這是一次輕鬆的任務。
大尉軍官
可是叛匪得到了情報。敵在暗，我在明，叛匪提前在醫療隊的必經之路——馬拉山南麓公路兩側埋伏了上百人，準備搞突襲。實際上有人在半路上提醒了醫療隊，前方危險，可他們沒當回事。
鑑於叛匪活動頻繁，同年8月下旬，西藏軍區情報部派出了若干小組，密切注視叛匪的動向。其中情報部副部長蔣文奇親自帶著4名偵察參謀執行任務。9月17日一早，蔣文奇等人在馬拉山北麓發現了一股叛匪，就悄悄下了山，回到公路上，準備向軍區彙報情況。
蔣文奇他們在路邊隱蔽起來，正要給軍區發報，發現一輛軍用卡車疾馳而來，車上有十來個人。蔣文奇趕緊走到路中間，伸手攔下了車。車上正是軍區派往日喀則的醫療隊。蔣文奇身著便裝，司機以為他要搭車，連聲說，搭不了，搭不了，我們要執行任務。
蔣文奇問：“誰是帶隊的？”坐在副駕駛的大尉王能勤說：“是我，有什麼事嗎？”神色頗為不耐煩。蔣文奇用不容置疑的語氣說：“下來。”他身材瘦削，面容憔悴，但眉宇間自有一股威勢，王能勤一怔，下了車，說話還是帶點盛氣凌人，“有什麼事快說！”
平叛部隊
“我是軍區情報部的，”蔣文奇說：“你們要去哪裡？”王能勤一聽對方是軍區情報部的，態度馬上溫和了：“我們去給160團幹部做體檢。”蔣文奇說，山上有叛匪活動，你們要小心點，發現情況不對趕緊拐回來。
之前駐藏部隊在羊八井一帶趕走了一股叛匪，整個軍區都知道，所以王能勤認為山上的叛匪只是一些流竄人員，也覺得蔣文奇有點大驚小怪，笑道：“幾個土匪有什麼好怕的。撞上我是他們運氣不好，我正好抓幾個立功。”
蔣文奇無奈，只好叮囑道：“還是小心點吧，大尉同志。”王能勤不知道他是軍區大名鼎鼎的情報部副部長，轉身鑽進了駕駛室，讓司機開車。蔣文奇不放心，又拉住車門，嚴肅地說：“千萬不要大意！”王能勤笑道：“沒事！”汽車就開走了。
據蔣文奇回憶，當天上午9時許，他們聽到山上傳來密集的槍聲，心知不妙，肯定是醫療隊遇襲了。但他們只有4個人，無力支援，立即向軍區彙報了情況。等最近的增援部隊到達時，山上的戰鬥早已結束。
叛匪投降
蔣文奇判斷醫療隊遇到了大股叛匪伏擊，帶著部隊到跟前一看，大家驚呆了，包括司機在內，醫療隊16人全都倒在汽車周圍幾十米的範圍內，無一存活。
後來蔣文奇才知道，正是當天早上他們在山上發現的那股叛匪土伏擊了醫療隊。叛匪的眼線很多，情報準確，100多人伏擊一輛卡車，打完就跑，非常狡猾。醫療隊本來就沒什麼戰鬥力，帶隊的王大尉明知道有敵情，卻滿不在乎，悲劇是不可避免的。
經此一役，叛匪武裝的“胃口”更大了，企圖把西藏軍區155團駐澤當一部和工作隊擠出山南地區。
馬拉山事件發生一個月後，1958年10月下旬的一個深夜，叛匪武裝700多人向155團澤當駐地發起突襲，戰鬥持續了4天，雖然叛匪最後被擊退，我軍損失也不小。同年12月中旬，155團的汽車運輸隊在貢嘎境內的雅魯藏布江邊被叛匪伏擊，連帶隊的杜營長都犧牲了。
西藏軍區參謀長王亢
解放軍不是沒有反擊過，但高原上地形複雜，氣候惡劣，後勤補給困難。而叛匪都騎著馬，行動迅速，打不過就跑。我軍當時還沒有動真格，駐藏部隊出動的大都是步兵，在高地和山脊地區根本追不上叛匪。
不到4個月，駐藏部隊3次遇襲，局面十分嚴峻，引起了北京的重視。1958年12月21日，公安部長羅瑞卿叫來了正在北京休假的西藏軍區參謀長王亢，一見面就說，王參謀長，西藏的事你知道嗎，我不能讓你再享清福了，上級指示，你要停止休假，趕緊回西藏。
王亢是遼寧營口人，參加過抗戰，作戰經驗豐富。他當然知道西藏的情況，說自己準備一下，後天一早就出發。羅瑞卿說，你現在就走，飛機已經準備好了。王亢想給家裡打個電話，羅瑞卿說不用了，你立即上飛機，我會告訴你家裡。
於是王亢一刻也沒耽擱，馬上乘飛機飛到成都，又坐車回到了拉薩。王亢回來確實加強了駐藏部隊的指揮，但解放軍仍然堅持不主動出擊，所以叛亂局面還在惡化。直到1959年3月，拉薩發生叛亂後，解放軍才動了真格，兩天就平息了事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