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交匯點新聞客戶端
學者簡介
徐康寧，江蘇句容人，1956年出生於南京。小學三年級未讀完就逢“文革”開始，後面的基礎教育很大程度上靠自我補習。1978年考入大學，拿到的最高學位是經濟學博士。
1982年開始從事大學教學與研究工作。作為學科帶頭人，參與建立東南大學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學科和經濟類系科，從本科建設到博士授權點、博士後流動站，均是親歷者。東南大學首席教授、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中國美國經濟學會副會長，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專案首席專家。30多年來，在《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等學術刊物發表論文200餘篇，出版《文明與繁榮》《產業聚集形成的源泉》等多部學術著作。曾任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教育部經濟貿易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個人自述
從事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三十餘年，喜歡一盞青燈、幾分墨香的生活，慶幸自己選擇了一個有意義的職業。青燈做伴，並不孤寂；墨香在手，書文辯世。讀書，並不囿於書齋；作文，思泉源於生活。透過經濟學的鏡頭，自認可以多看真實世界萬花筒的幾分顏色。藉助頻繁之企業、鄉村探訪，力求筆下有物。
經濟學終究是以文字表達思想的，年輕時喜愛文字的習慣未改。看文筆優美的經濟學文章，儘量寫有思想的文字，是一種享受。
不過多讀幾本書，多認幾個字
記者：回憶兒時，哪些事情令您印象深刻？
徐康寧：回憶童年，印象最深的就是無憂無慮和簡單生活。我七歲開始上小學。上的是南京武定門小學，離家幾條街，學校設施極其簡陋。教室是簡單的平房，地坪就是土做的，連水泥都沒有。上下課打的不是電鈴，而是由一老婦手執一把搖鈴，隔一小時左右搖鈴一次，表示上課或下課的時間到了。
雖然當時生活條件比較艱苦，但我們能隨時親近大自然，是快樂地長大的。小時候也喜歡抓鳥捉蟋蟀，但更喜歡靜下來看書，三年級就開始讀長篇小說。因為多讀幾本書，多認幾個字，我的學習成績也不錯。功課好，就會有自信，進而更加喜歡學習，小孩子一般都這樣。
可惜，小學三年級尚未讀完，“文革”就開始了，接下來就是停課。在停課的3年時間裡，我讀了對多數同齡人而言算是不少的小說。家中僅有的兩本小說《烈火金剛》和《紅旗譜》，幾乎被我翻爛了，還想方設法借了許多小說來看，包括蘇俄的一些小說。其實，有的並不怎麼看得懂，基本屬於囫圇吞棗。
那時常做兩件事，一是為祖母寫家信，二是用白紙畫地圖。兩位在外地的姑媽經常來信，祖母不識字，回信就讓我代筆。三年級就開始寫家信、讀小說，一定程度上鍛鍊了我的文字表達能力，喜歡文字的習慣一直保留至今。用白紙畫地圖，是因為喜歡看地圖，買不起多少地圖，就用白紙自己畫，喜歡看地圖這個愛好也保留至今。
記者：離開中學後，您有兩年時間做過木工，還有兩年時間下鄉務農。這段經歷對您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徐康寧：一晃40多年過去了，現在回想起來，還是百感交集。中學畢業後一段時間在社會上飄浮，沒有著落。當時，我的一位表哥是木工，隨所在的建築工程隊在南京接一些工程專案，我就隨他學起了木工手藝，到後來技術基本達到獨立製作傢俱的水平了。當時想，在任何年代，學會一門手藝就不怕餓肚子，至少是個“次優選擇”（當然這個概念是以後學了經濟學專業才知道的）。法國作家司湯達的小說《紅與黑》一書中，主人公於連年輕時就是一位木匠，當時對這一職業竟有這般鬼使神差的聯想。
下鄉務農的地方就在江北，條件艱苦，喝的水就是從門前那條並不乾淨的小河挑上來的，但也鍛鍊了自己。因為多讀了幾本書，我後來被調到大隊辦的五金廠，做文書兼採購工作。這段時間生活單調艱苦，但農民的友善讓我在勞作的辛苦和思想的苦悶中，感受到人間的一份溫暖。考上大學時，幾位要好的當地農村朋友（均比我大幾歲）專門約上我，到鎮上照相館拍照留念，這張合影照我至今珍藏。
記者：您有兩次高考的難得經歷？
徐康寧：是的。因為當時身在農村，訊息閉塞，等知道恢復高考訊息時，距離高考時間已經很近了，也未請假在家專門複習功課。準備不足、匆忙上陣，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裸考”，結果可想而知。雖然有些沮喪，但激情仍在。我相信只要高考制度在，自己一定能考上大學！後來我每天儘量花時間溫習中學課本，時隔半年，第二次參加高考明顯有了底氣。
高考正值7月，天氣很熱，考場沒有空調、電風扇，監考方擔心考生中暑，在地上撒了許多碎冰塊，算是降溫。由於神情全在考題上，似乎特別能“抗熱”。每天考完我都會覆盤考題，在書上或習題集上對答案，除了英語科目外，絕大部分題目答得八九不離十，自覺很快能跳出“農門”了。最後一場考完，往知青點返回時已是黃昏時分。遠處的村舍一洗白日的喧囂，炊煙裊裊，寂靜無聲，近處的水牛悠閒地吃著田裡留下的秧草，牧童不知道到哪兒嬉戲去了，被大人撞到一定打罵不輕。一幅寫意靈動的水墨畫，自己往日卻不會留意。我不由自主地放慢在田埂上的腳步，輕鬆地哼起了小曲。
接到錄取通知書也很意外。我被南京工學院（東南大學前身）錄取，為當時全國不多的教育部直屬重點大學之一，錄取專業為馬列主義師資班。其實我填報的志願中並沒有這所學校，也沒填報該專業。為何被這所學校錄取，至今也沒有正式答案。不管怎樣，我考上大學了！
瞭解世界，可以獨處一室而不孤寂
記者：您怎樣描述您的大學生活？為什麼會對經濟學產生興趣？
徐康寧：我的大學生活其實很平淡，不是很活躍，這反而讓我能靜下心來讀書，包括讀了很多“閒書”。大學後兩年學的是政治經濟學課程，拿的是經濟學學士學位，但當時對經濟學並沒有產生很濃厚的興趣。後來留校工作，成為資料室管理員。資料室裡有不少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西方經濟學著作，這些書當時屬於內部資料，能看到算是一種閱讀“特權”，對經濟學的瞭解漸漸豐富起來，也就多了些興趣。
事後回想，我真正確立自己專業興趣並逐漸明晰今後研究方向，與那時看到的一本書有關，就是北京大學羅志如和厲以寧教授合著的《二十世紀的英國經濟——“英國病”研究》，被書的內容和敘述方式所吸引。因為平時就比較關注國際新聞，看了這本書後，自己就有了攻讀世界經濟專業研究生的想法。我將目標對準了南開大學，透過參加全國研究生統一考試，很順利地進入該校經濟系世界經濟專業攻讀研究生。
記者：研究世界經濟學，英語是敲門磚。能不能分享下您學習英語的一些心得體會？
徐康寧：中學時沒怎麼學過英語，高考時我的英語只考了6分，滿分是100分。幸虧當年高考外語科目為參考分，不計入總分，否則今生進不了大學門。無論是本科階段還是研究生階段，我的英語學得都不算多好，參加標準化的考試，都是勉勉強強及格或者良好而已。如果說對英語有點喜愛，也是工作多年以後的事情了。但在研究生學習階段，倒是花時間對專業英語作了大量閱讀。
當時，我萌生了翻譯一本專業著作的念頭。選擇的原版著作是《The Future of Work》，內容半是經濟學半是社會學，很適合介紹到國內來。記得把前兩章譯文寄給出版社時，因擔心出版社見我是學生而看輕我的譯文水平，寫地址時只留下了宿舍地址，模糊了自己學生身份。後來譯著順利出版，而且譯稿得到責任編輯的不錯評價，拿到一筆相當可觀的稿費，成為一段難忘的經歷。
因為工作需要長期和英語打交道，這是我當年上大學時想不到的。直到現在，我還每天堅持學幾個單詞。以前是隨身帶一本小的詞典，遇到新單詞就拿出來翻翻。如今有了手機，用APP可以隨時查閱。我養成每天閱讀英語新聞和財經報道的習慣，用於充實自己的教學和研究。一般情況下，我堅持每天閱讀幾份英文報紙，包括《中國日報》《華盛頓郵報》《泰晤士報》《多倫多星報》等。讀報有助於充實自己，瞭解世界可以讓你獨處一室而不孤寂。堅持每天閱讀原版英文報刊，無異於打開了透視世界的第二扇視窗。
2008年，我領導一個團隊辦起了東南大學首屆國際商務專業碩士專案，專門招收國際留學生，採用全英文教學和培養。興辦這專案有兩個目的，一是拓寬國際化辦學的範圍；二是鍛鍊青年教師，讓更多的青年教師適應國際化辦學的發展趨勢。從招收第一屆學生開始，我就堅持每屆都給留學生上課，至今已經十幾年了。由於開展國際教育專案比較早，對我們的學科參與全國的評估也起到加分的作用。
學術研究當貼近現實，不能無病呻吟、自娛自樂
記者：回顧您的治學之路，您覺得最大的感悟是什麼？
徐康寧：做學術研究，一是要出於自己的學術愛好，二是要服務於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上世紀80年代，國內學界普遍存在一種現象：研究中國經濟的不瞭解世界情況，研究世界經濟的不關心中國經濟，這顯然不適應當時國家對外開放的形勢。隨著我國融入世界經濟程度越來越深，中國經濟要進一步與國際經濟的規則接軌。我學的是國際經濟專業，主要研究領域與世界經濟有關，以及在世界經濟的背景下研究中國經濟，也算髮揮了一點優勢。
2005年到2008年間，我就自然資源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做了一系列深入研究，在國內最早提出了“資源詛咒”的命題。大約在20世紀90年代末，我注意到世界範圍內的一種經濟現象，即一些經濟發達國家並不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甚至資源很貧瘠，如日本、瑞士、以色列等，而世界上大部分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經濟上卻長期落後。我不僅對世界資源詛咒的現象作了新的檢驗，而且重點關注國內不同地區自然資源稟賦情況與長期經濟增長髮展的關係。結合中國的國情，建立了更有利於揭示中國發展特徵的制度變數和檢驗模型，對中國省級層面地區的經濟增長與自然資源豐富度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分析研究和計量檢驗，最終得出“資源詛咒”在中國仍然存在的結論。相關研究成果發表在國內最權威的學術刊物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至今仍有很高的引用率。
利用夜間燈光資料研究經濟增長問題，監測地方經濟增長率的真實性，一定程度上替代人為統計方法，這項研究在國內也有一定的開創性。基於夜間燈光強度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關係，我們在國內率先採用全球夜間燈光資料研究經濟增長問題，對中國總體和分地區長達近20年的經濟增長率進行真實的檢測，使得類似研究一段時期在國內形成熱潮。前些年，一些地區爆出GDP統計造假的現象，也證明了本項研究的前瞻性與預見性。
這兩項研究都是從現實出發，是問題導向式的研究。我一直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夠貼近現實，而不喜歡無視現實僅做埋頭書齋之功，甚至無病呻吟或自娛自樂。
記者：江蘇有很好的科教資源，但是並未很好轉化為創新優勢。有觀點認為，創新不足有可能成為江蘇未來發展繼續領先的短板。結合江蘇“十四五”規劃，您認為江蘇推進創新應該堅持什麼樣的思路？
徐康寧：江蘇要在創新驅動方面實現大的突破，需要從幾個方面同時入手。
第一，要有頂層設計和戰略謀劃。在“十四五”期間，乃至於未來更長的時間內，要透過具有前瞻性的科學規劃，明確未來5-10年乃至更長時間推動江蘇科技創新重大突破的重點方向和重點領域，而且一旦認準方向，一定要下大力氣推動，不僅政府要加大投入，也要引導社會創新資源向重點方向和重點領域集中。
第二，要有基礎研究的重大突破。一些關鍵核心技術的突破，表面上看是神來之筆，其背後都有長期而大量的基礎研究作支撐。基礎研究可能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取得重要進展，要有長遠眼光，絕不能急功近利。
第三，要形成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生態環境，鼓勵龍頭企業聯合高校科研院所，實現揭榜掛帥，重點突破與江蘇產業密切關聯的一些重大關鍵核心技術。江蘇高校和科研院所實力雄厚，是創新的優勢，但也要防止產生對企業創新主體地位的擠出效應。要看到在現行體制下，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與企業科研有不同的目標導向。目前高校的科研基本上還是學科目標（主要體現在學科排名上）導向、獲獎導向甚至“學術帽子”導向，企業則更多以市場和效益為導向。如果企業的技術和產品不過關，你就是給他10頂最高“學術帽子”和國內再大的獎，他也沒有應有的行業地位和市場份額。我國有一些具有顛覆性成效的產業關鍵技術突破，常常是企業牽頭完成的。基礎理論研究，應該以高校和科研院所為主，而技術創新一定要突出以企業為主體。高校和科研院所在技術創新領域也可以和企業合作，也是重要力量，但一般情況下應該以企業為主體，這也是國際上重大產業技術創新的一個規律。
記者：前段時間，關於製造業佔比問題引發一定範圍的熱烈討論。有的觀點認為，鞏固壯大實體經濟的根基，關鍵是要鼓勵製造業的創新活動，同時大力發展現代生產性服務業，而不是一味提高製造業佔比；但也有觀點認為，江蘇是製造業大省，提高製造業佔比符合省情，也有利於扭轉產業“脫實向虛”傾向。對此，您怎麼看？
徐康寧：製造業佔GDP的比重高低，本身沒有一個絕對的應有標準，我們不必人為地、刻意地去增加或降低製造業佔GDP的比重。
從經濟發展的規律性來看，製造業佔GDP比重總體上呈下降趨勢，因為各行各業都在發展，特別是有許多新的產業發展起來。不必糾結制造業佔 GDP的比重本身是高還是低，關鍵還是在於提升製造業的質量和層次，還是要堅持走高質量發展的道路，尤其是要以科技創新為引領，不斷提升製造業的技術水平，讓中國製造業沿著全球價值鏈的中高階方向向上攀升。
GDP中的製造業佔比，嚴格來說是經濟發展階段性的結果，而不是原因。要防止兩種偏向：其一，不顧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為突出服務業而人為地加快服務業的發展步伐，為刻意提高服務業佔GDP的比重而限制製造業的發展，這是不可取的，一些地方為此而付出了代價。其二，為了保證製造業佔GDP的一定比重，重走低水平、高耗能的製造業發展模式，這也是必須加以避免的。
經濟的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服務業不可能脫離實體經濟，尤其是不可能脫離製造業。沒有一個強大的製造業，服務業的基礎由誰來供應，服務業為誰服務？以後服務業的發展更多的是生產性服務業，主要就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為製造業服務。實體經濟永遠是一個根基。就像你可以生活在一個虛擬世界當中，可以使用各種各樣的APP，但還是需要有像手機、電腦這樣的物質載體來接入一樣。
江蘇有很好的發展基礎，製造業發達，創新資源豐富，現在最重要的是找到一條清晰可行的路徑，把這些創新要素有效調動起來，讓創新在江蘇經濟發展中擔起更大的角色。
“也無風雨也無晴”是一種大格局
記者：在培養學生方面，您有怎樣的心得體會？
徐康寧：過去30多年裡，我培養了幾十位博士生和上百位碩士生，多少有點心得。學生在校期間，我經常鼓勵他們樹立遠大的目標，要求他們關心時政和重視現實問題，不做“無病呻吟”之作，養成對文章精雕細作的習慣，儘可能在好的刊物上發表文章。有學生的文章，經我手改了四五遍甚至更多遍，有時候連學生自己都不願改了，但我這時候會和他們說，好文章都是“磨”出來的，只有多改，才能知道文章還有可改進的地方，精心打磨才能出好文章。直到現在，我仍然有這種習慣，經常會用紅筆在學生的列印稿上用眉批或直接修改的方式，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字，包括用詞和標點符號的修改。我相信我的許多學生都得益於這樣一種“手把手”的師傳方式，因為這樣印象最深。
還有，青年學者治學要拓寬知識面，博聞不僅可以強記，還能讓專長的基礎更加紮實牢靠。我特別提倡，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人，要了解一些自然科學的知識，這不僅可以開拓視野，從中得到很多啟發和借鑑，對學術研究很有好處，而且可以借鑑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使社會科學的研究更加精準和符合邏輯。例如，現在經濟學常用的資訊不對稱理論，不對稱的概念就是從離散數學中的“非對稱”而來的。
做學問還要尤其講究精品意識，不能過分追求數量。當你有了二三十年的學術經歷，回頭看看有幾篇代表作，別人因為你的哪一兩篇代表作而認可了你？這才是重要的。如果你發表的文章一大堆，都是平平之作，別人沒有留下什麼印象，這是做學問的大忌。
記者：請您用一句話寄語青年學者。
徐康寧：我個人很喜歡蘇軾，是因為他不僅才學極高，而且人生格局也大。蘇軾的《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是我最喜歡的一首詞，其中那句“也無風雨也無晴”更是有大格局，可以作為一生的座右銘。有了一些小成就，不必過度興奮；遇到一些挫折，也不要灰心喪氣。人生的意義，不在一時兩處。最後，也用這一句詞寄語青年學者，希望你們多出“上乘之作”，多著眼於大的格局，不悲喜於一時得失。
新華日報·交匯點記者 楊麗 顏雲霞/文、攝
編輯: 孟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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