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一年三月，浙江發生了一件震驚朝野的虧空案。時任浙江學政的竇光鼐，上奏乾隆帝揭發浙江各州縣虧空，請求朝廷派遣欽差大臣嚴查。
竇光鼐作為學政上了這麼一道摺子是有風險的，因為學政不是地方的政務官，而是分管教育和科舉的學官，按照官場規則，此舉有越俎代庖之嫌。然而，這個竇光鼐生來就是個鐵漢子，他的人生格言就是“不要性命，不要做官”。看來浙江的督撫們是攤上大事了，竇光鼐也註定要脫一層皮。
浙江到底有多少虧空呢？數字並不大，僅有33萬兩，對於一個魚米之鄉來說，犄角旮旯掃一下也就夠了。關鍵在於四年前乾隆已經下旨讓浙江趕緊補上，而時任浙江巡撫福嵩巧言令色說沒有虧空，一直抗著不交，如此性質就變了。
很快，乾隆便派出了戶部尚書曹文埴等三位欽差大臣前往浙江查辦。這個案子查起來並不難，不到一個月便水落石出了，虧空確實存在，數字也是33萬兩。浙江巡撫福嵩以及布政使被革職回京交部議處，由伊齡阿接替浙江巡撫一職。
事情到了這兒也算是有個說法了，欽差大臣可以回京復旨，而竇光鼐也完成了使命。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竇光鼐又上了一道摺子，說浙江的虧空不止此數，各州縣的虧空依然很多。
如果竇光鼐上奏屬實，那麼浙江通省官員怎能逃脫革職抄家甚至誅戮發遣的命運？因此，竇光鼐之奏，必然招致浙江全省官員的拼死反撲。
而且，竇光鼐也因此得罪了三位欽差。因為他們曾向乾隆明確奏報，浙江虧空只有33萬兩，其他各州縣並無虧空現象。竇光鼐這無疑是在向三位欽差大臣發起挑戰。如此一來，竇光鼐的處境就十分危險了。
幸好乾隆的態度還是傾向竇光鼐的，於是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初，乾隆又派出了第二波欽差大臣，這次被派出的是重量級的選手——首席軍機大臣阿桂。
然而，阿桂一到浙江就給竇光鼐一個下馬威，他與曹文埴等一起，當面詢問竇光鼐，讓他提供確鑿的證據。阿桂此舉是有偏見的，是不公正的。竇光鼐畢竟是個學政，民政非其所責，當然只能“風問言事”，不可能掌握各州縣的實際虧空證據。
不久阿桂向乾隆彙報，說竇光鼐所指控的各州縣虧空證據不足，認為是無事生非，擾亂浙省，誣陷好人。這一彙報影響巨大，頓使乾隆對竇光鼐的看法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
五月二十二日，乾隆下旨給出了一個結論：浙江虧空的錢糧已經補齊，將福嵩等嚴厲懲辦，竇光鼐革職交刑部治罪。竇光鼐一下就淪為戴上刑具，押赴京師的囚犯。而竭力反對竇光鼐的浙江全省官員，以及阿桂、曹文埴等欣喜若狂。
不過，歷史是最無情最公正的審判官，事實總難長期被歪曲掩蓋，不久這些人就要大失所望了。
閏七月，年近古稀的竇光鼐被差役們押著，向京城而來。儘管此時他已變成了階下囚，前途吉祥難料，而且很可能是禍多福少，他對朝廷如此不公、如此昏庸，定會憤怒不已。但是這位鐵御史在陷入重圍孤軍奮戰中，顯示出了驚人的超群之才。
他放棄了全面開花普查浙江全省虧空的做法，而是集中精力狠抓平陽知縣黃梅的虧空罪證。在被革職之前，竇光鼐已經急赴平陽縣，苦口勸諭生監平民，得到了全縣廣大生監和平民百姓的支援，蒐集到了兩千多張田單、印票、借票等實證，這些證據足以駁倒任何殉情枉法官員的詭辯。
當竇光鼐在被押解的路上，竇光鼐早已將這些證據以五百里加急上報給了乾隆帝。乾隆收到奏摺後，接連下了兩道震驚朝野的諭旨，宣佈重審浙江虧空案，令已經啟程回京的阿桂即回浙江，秉公審辦，並添派江蘇巡撫閩鶴元會同審理。
這個時候竇光鼐也在回京的途中，乾隆下旨讓他也返回浙江，與阿桂等人對質。在乾隆的嚴令之下，阿桂、曹文埴等自然不敢再執己見，很快將黃梅縣虧空貪婪之案查明上報。
緊接著，阿桂等人又對其他各州縣進行了排查，結果大出意料，浙江全省所虧空的錢糧竟然多達數百萬兩，這讓乾隆震驚不已，他下達長諭，歷數阿桂等人過失，將他們交部嚴加議處，新任的浙江巡撫伊齡阿則被拔翎奪頂，交刑部從重治罪。
至於在此案中立下大功的竇光鼐，則調回京城升任吏部侍郎。這起轟動京師及浙省的虧空案，至此結束了。竇光鼐敢於冒犯龍顏，不畏權貴，仗義直言參劾貪官，其精神可嘉，氣節高尚，定當名垂青史。而乾隆皇帝知過能改，明斷疑案，亦屬難能可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