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29日，唐亮同志告訴我:陳毅司令員從上海打來電話，說軍委要調你去北京，到軍委作戰部工作。你現在的工作由張愛萍同志接任。
得知這一情況，我想了很多。多年來，自己一直在部隊和軍隊工作，對能否承擔軍委作戰部部長的重仟，心中沒有把握。為使工作不受損失，還是請軍委另選其他同志為好。於是，我向陳毅、唐亮同志反映了白己的想法。經他們同意，我給聶榮臻和粟裕同志發了一封電報。之所以給他們兩位發電報，是因為徐向前總參謀長因病休養，由聶榮臻第一副總長代理總參謀長職務;粟裕是1951年11月被任命為第二副總參謀長的，同時他仍兼任華東軍區副司令員。
電報中，我講了三點意見:一、建議調張愛萍擔任軍委作戰部部長;二、我想去軍事學院學習;三、如組織已決定調我去京，希望給我一點時間，到東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前線做些調查研究。為什麼要提這個要求呢?因為東南沿海始終是軍事鬥爭的一個重要戰略方向，應再去第一線實地考察一下為好。
3月7日，粟裕同志從北京打電話給我，說工作調動的事情，軍委已作決定，不要再反映個人的意見了，但同意我到職前先去東南沿海地區搞調研。
3月10日，中央軍委正式任命我為軍委作戰部部長。原部長李濤調任軍委技術部部長。
幾天後，陳毅司令員從上海回南京開會，利用晚上時間專門找我談話。他還是那麼健談，我們一直談到10點多鐘。陳司令員風趣地講:毛主席原來的意思是請一位副總長兼作戰部長，但他們上作太忙，兼不過來。現在，就找到你這個“替死鬼”嘍!他還說，到軍委作戰部上作，擔子很重，是學習、鍛鍊的好機會。談話中，陳司令員給了我許多鼓勵，並以自己的經歷，語重心長地叮囑我到總部工作需要注意的問題。
陳司令員還向我談起紅軍時期和毛主席一起戰鬥的歷史。他說，當初一與毛主席共事時，大家都是“游擊隊長”，自己曾兩次反對過毛主席的意見。但實踐證明，毛主席是正確的。我們黨是在毛主席的領t下，才打敗了國民黨反動派，建立了新中國。陳司令員還對軍委的工作提了幾點建議，讓我帶到北京去，囑託我找機會向毛主席當面彙報一下華東的情況。陳司令員胸襟坦蕩，磊落光明，勇於自我批評，使我很受教育。
愛萍同志很快就從杭州來到南京。他1951年初離開華東海軍，調任第7兵團兼浙江軍區司令員。愛萍同志曾任新四軍第4師師長，是我的老領導。他長期在華東地區工作，對軍區部隊的情況很熟。上作交接之後，我們談起許多往事。1955年一江山島解放後，張愛萍同志又來到總參任副總參謀長，分管科技裝備方面的工作。幾十年來，他協助聶老總，為發展祖國的國防科技事業、爭得在世界阮的一席之地，使中華民族不受帝國主義列強的欺侮，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愛萍同志生病住院期間，我常去看望。
有一次去看他時，他已不能講話了，用筆寫在紙上:我們一起回四川吧。我說好，一定陪同。後來，醫院怕他受感染，不讓探視了，我每次去時只能在病房門口問問情況。2003年7月5日20時35分，當我接到通知趕到301醫院時，我的老領導張愛萍同志己經永遠離開了我們。他為國為黨為軍為民建樹的豐功偉績，將永遠留在我們心中。
從3月15日起，我與蘇聯在華東軍區工作的軍區軍事顧問巴巴欽果中將、參謀長顧問加古里斯基和海空軍顧問一起，用了整整一個月，先後到武夷山、福州、廈門、泉州、建LT、上饒、杭州、黃岩、溫州、舟山等地，就部隊建設、東南沿海設防、海軍基地和空軍機場建設等問題，進行調查研究。在福州，見到了福建軍區兼第10兵團政治委員張鼎丞和司令員葉飛。當時，他們分別兼任福建省委書記、副書記。葉地同志還專門與我談了修建從集美到廈門的海堤公路問題，說修建這條公路，對於發展經濟、加強戰備，都有重要作用，並且提出了預算，要我帶到北京報告軍委。
4月14日，我返回南京，根據調研情況，圍繞攻打臺灣、解放金門和上下大陳等島嶼的作戰準備，就修建鐵路、公路、彈藥庫和建設海、空軍基地等間題，向軍區首長提出了建議。
17日，軍區首長專門設便宴歡送我。將要離開長期共事的領導和戰友，感情五總有點難捨難分。我向軍區領導同志一一辭行，向機關部門一一告別，徵求意見。大家講了許多鼓勵的話，也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包括今後應注意的一些問題。
行前，我專門拜望了軍事學院劉伯承院長，向他請教如何才能當好軍委的參謀?他結合自己擔任紅軍總參謀長的經歷，給我講r到總部機關工作應注意的問題。他還推薦王尚榮同志到作戰部任副部長，要我將他的意見報告聶榮臻代總長。尚榮同志是原紅二方面軍的幹部，時任第1軍副軍長兼青海軍區副司令員，此間正在軍事學院學習。
20日，我攜全家來到了首都北京。令人感動的是，粟裕副總長親白前來迎接。一起來的還有;作戰部作戰局副局長雷英夫、張清化和情報處處長江右書、辦公室主任張明等同志。他們熱情地把我接到位於西城的武衣庫2號。這是作戰部的一處辦公地點，據說原為國民黨第29軍軍長宋哲元的一所家宅，是典型的四合院。
抵京後第二天，就去中南海參加總參召開的會議。李濤部長和我的工作交接，也只好利用當天的午休時間進行。他向我介紹了作戰部的沿革、編制等情況，介紹了作戰部的規章制度，還特別談到了周恩來副主席對作戰部提出的要求，希望我到職後，按照周副主席的意圖，抓一下作戰部的體制、編制的調整，儘快從部隊選調一些優秀幹部，加強作戰部的建設。從解放戰爭後期開始，軍委的工作，一直由周副主席分管。
李濤還向我介紹了作戰部的上作特點。他有兩句話，叫做“職責分明，紀律嚴明”，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說，作戰部的工作無小事，當天的事，當天一定要處理完，不能過夜。毛主席交辦的事，更要馬上辦，決不能耽誤。因此，作戰部的工作，有許多是要在晚上乾的。
作戰部在新中國成立前，直接隸屬中央軍委，稱軍委作戰部。1950年5月，改屬總參建制，稱軍委總參作戰部，也習慣地簡稱為軍委作戰部。1954年11月，軍委決定改稱總參作戰部，直至今日。
我到作戰部時，在總參工作的首長只有聶榮臻和粟裕兩位。我還是按解放戰爭時期的習慣，分別稱他們為聶總、粟總。後因總參要管的全域性性問題越來越多，工作太忙，1952年10月，中央任命黃克誠、張宗遜分任第三、第四副總長， 1953年1月又決定李克農為第五副總長，後又調陳賡任副總長。在作戰部期間，他們都是我的直接領導。
4月30日，我將劉伯承院長推薦王尚榮擔任作戰部副部長事，向聶代總長作了報告。他當即表示同意，後報i青中央批准。尚榮同志於7月25日到職，開始時他還兼任特種兵處處長，分
管特種兵工作，並被增補為黨委副書記.從此，我們一道共事，配合得很好。
當時，大陸清剿國民黨殘部的作戰還在進行，東南沿海許多島嶼尚未解放，逃到臺灣的國民黨軍時常向我發起襲擾，全軍部隊正在進行精簡整編，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剛剛起步，特別是百萬中國人民志願軍正為抗美援朝而英勇作戰，所以作戰部的工作特別忙。
給我的一個明顯感覺是，軍委作戰部與軍區工作有著很大的不同。過去在華東，儘管範圍已經很廣了，但總還是一個區域性，現在要處理的問題，往往涉及到全國，有的還涉及到國際關係，需要有更高的戰略意識和全域性觀念，這對自己將是個很好的而系統鍛鍊和提高。特別是在軍委、總參首長身邊工作，有機會列席軍委的會議，當面聆聽軍委領導同志的指示，對自己來講，更是個難得的學習機會。我決心在總參首長的直接領導下，認真貫徹軍季的意圖，竭盡全力，把工作做好，不敢有絲毫的懈怠。
作戰部的辦公地點分為兩處。除了前面講到的武衣庫，還有一處是中南海的居仁堂。居了幾堂離懷仁堂不遠，據說曾是慈禧太后處理公務的地方，院子不小，但房屋比較破舊。總參首長的辦公室和我們在一個院裡。他們在東頭，我、尚榮和作戰部在西頭，中間是會議室。彭總回國後，也常在這裡辦公。
由於靠得近，我們請示、彙報工作非常方便，處理問題也就快捷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