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潮汕，叫“埠”的地名有不少，如庵埠、外埠、下埠、埠尾等。當中，以庵埠最為盛名。“埠”原指船隻來往較多的水邊，後來多成為碼頭，叫做“埠頭”，又進一步發展成為集市貿易的地方，即所謂的“商埠”。
歷史上，潮汕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潮汕良港眾多，商業發達，貿易繁榮，造就了不少商埠。最為出名的有四大商埠——庵埠、達濠埠、樟林埠與汕頭埠。
一、庵埠
歷史上的庵埠，是一個近海的重要港口，因其旁有庵寺，故名“庵埠”。古時的庵埠，“位於韓江西溪下游的河道分汊海溪西側，梅溪在其南又分兩汊，一由溪東港出海，一由歐汀港（亦稱東港）出海，海上交通十分便利。“據統計，庵埠的水域總面積約3200畝，主要有梅林湖、庵江、竹筒溪、崎溝、庵前溪、庵後溪、莊寶隴新溪、謝澗、斗門溪、亭履前溪、西埔內溪、大魚尾港、後隴池等。
庵埠港的興起最早可上溯到南宋時期。據考古發現，庵埠在南宋時從湖頭到水吼橋一帶，多處設外運貨物碼頭。在《汕頭水利志》（稿本）第四冊中記載：潮安的庵埠鎮，南宋此處是韓江西溪出海口，是汕頭地區的古港口……從湖頭到水吼橋一帶，有“鹹魚路頭”“鹹路頭”等古碼頭遺蹟。
清初的庵埠又稱龍溪都，位於韓江下游，屬海陽縣（今潮安區），雖然“去海三十里”，但因其“北為南桂地，西北通上莆，西南邇揭陽，東南接澄海”，地當三縣之交，恰好是位於韓江、練江、榕江三江出海口交匯處不遠的黃金位置，再加上歷史上形成的自身四通八達的內河網路，成為各出海口與內河碼頭的最佳中轉站。其時，庵埠的內河航道十分發達，上河順著梅溪直達潮州府城，下可順中離溪內河，北通“揭陽地美都北炮臺，東北至海陽上莆都彩塘市諸處”。“吳越八閩之舶，時挾資以來遊”，庵埠“為海、揭、潮、澄之通市”。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正式開海貿易。《汕頭海關志》記載：由於清政府開放海禁，東南沿海“帆船鱗集，瞻星戴鬥而來”，舟船絡繹不絕，海上一派興旺景象。據《庵埠鄧氏族譜。冠儒公家傳》載：“粵東之有海關也，徵收沿海商人貿易稅務。清世祖章皇帝入國時，分撥從龍兵丁經理各口，日久皆歸土著……而庵埠實為各口之首。”清政府解除海禁的政策，為庵埠成為“各口之首”提供了一個契機。
▲雍正八年設立的“庵埠海關地界”石碑
伴隨著康乾盛世的出現，庵埠港進入了繁盛時期。當時的庵埠港，有潮州、樟林、東隴等潮汕沿海幾個最繁榮的港口的貨物彙集於此，並透過這裡分別運到內地。“海（陽）、潮（陽）、揭（陽）、澄（海）四邑商賈輻輳，海船雲集。”港內終日熱鬧非凡，停滿了來自各地的船隻，“集百貨之舟，若蜂屯蟻聚。”
康熙二十四年（1685），即開海貿易的第二年，清廷設立粵海關、江海關、浙海關及閩海關等4個海關，負責管理海貿事宜。清代粵海關在庵埠設立總口收稅，總管潮州府各口，為通省海關六大總口之一。據《粵海關志》提供的資料，庵埠總口下屬有16個子口之多，為粵海關所屬總口之最，可見庵埠港口在清代前期的地理位置有多重要。至今庵埠仍儲存著雍正八年（1730）設立的“庵埠海關地界”石碑。在乾隆二十三年（1757），清政府又宣佈封閉閩、浙、江三海關，僅留粵海一關對外通商。從此，粵海關便成為全國對外通商的唯一口岸。
庵埠港的興起，促進了航運業的大發展。庵埠港作為粵東“各口之首”，商船來往更是頻繁。據史載，在庵埠港內停泊並徵稅的商船有：往上海黃、白糖船，往潮陽木排，往瓊州鐵鍋船，往達濠、蓬州鮀浦零星木頭的貨船，還有往潮陽各地渡船、往潮揭小貨船、鋼樁船等。此外還有米穀、陶瓷、海鹽、棉紗等等，各種各樣的農產品與手工業品豐富多樣，令人目不暇接。從庵埠海關進口的貨物有大米、黃白藤、暹綢、胡椒、木材等，出口的貨物有潮州瓷器、潮州刺繡、蒜頭、菜籽、爆竹、生柑、麻皮以及內地轉運的藥材、獸皮、絲綢、松香。大米的運輸，是最常見的貨物運輸之一。
航運業的發達還帶來了裝卸業的興旺。其裝卸點外溪有鹹魚踏頭、本鎮碼頭及賜茶碼頭等，內溪有官路、喬林、內關、陳厝街、廣濟橋、萬和橋、水吼橋、新橋頭等。由於碼頭管理的紛亂，來自周圍鄉村的裝卸工時常為了爭奪客戶而打架鬥毆，最終清政府不得不立法示禁，以保持各碼頭卸貨秩序的井然。據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奉憲示禁碑記載：庵埠為“海口通衢，人煙稠密，所售貨物絡繹往來，向來埠頭貨物起卸除由本店自行攜擔外，如需各夫挑運者，俱系附近各鄉調送”。可見當時的裝卸業確實很興旺。
庵埠港的興起，帶來了商業的繁榮。史載，當時的庵埠港內有兩個主要的墟市，分別是位於郭隴村的內洋墟和庵埠寨內的渡頭庵墟。特別是渡頭庵墟，更是周圍鄉鎮的第一大墟。“渡頭庵墟，縣南六十里，即龍溪都庵埠市，海潮揭澄四邑商賈輻輳，海船雲集，逐日市。”而渡頭庵墟所在的庵埠寨，也成為海陽地區的商業中心，據光緒十六年（1899）倪思鐸《重開庵埠寨涵記略》載：“郡（指海陽縣）之南有庵埠，海邑一大市鎮也。埠有寨，創於唐。為圓城，周圍可三百丈，有門七，曰亨利，曰聚星、曰米街、曰馬隴、曰拱陽、曰秉利、曰水吼，內皆商賈所居。”當時的地方官員藍鼎元也發出這樣的驚歎：“城南六十里為庵埠，邇海煙火萬家，商賈百貨所集也。”
對外貿易的頻繁，使在庵埠本地流通的貨幣多樣化。據史料記載，乾隆之前已有英國等地的銀元流入，稱番銀。乾隆年間從日本和安南流入銅箔錢，有“光中”“景盛”等年號。道光間，流通的外國銀分花邊銀和雜港銀，此外還有從日本等國流入的“大洋”。另外，為了適應市場的需要，典當業也應運而生，如內關太平門的裕隆當、官裡的日升當，萬和當，都是在這段時期開業。
由於溪東港前內海的淤積，使得商船停泊的地點外移，聚集於比庵埠港地理位置更優越的汕頭港。汕頭港的興起，使得潮汕的商貿“今則盡泊汕頭東隴港兩埠矣”。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之前，雙溪嘴作為韓江下游通海的要口已漸漸淤塞，洩洪緩慢。每當大雨，韓江水奔騰而下，“灌入庵埠內沙，而南桂、上莆、龍溪、遂成巨浸。”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在汕頭的媽嶼島設立潮海關，庵埠總口降為小口，原來的重要政治地位也被汕頭所取代。到1931年，庵埠海關最終撤銷，庵埠港徹底退出歷史舞臺。
二、樟林埠
樟林古港位於澄海東里樟林，古港遺址東起新興街，西熠墩腳，南起葉厝園，北至天后宮，佔地面積4.6平方公里，港埠面積約2平方公里。
始於雍正元年（1723）的紅頭船貿易，最先興起於樟林，樟林乃是紅頭船的故鄉。據史料記載，至咸豐時，樟林港遠洋的紅頭船多達一百多艘。每年乘季候風，北上寧波、蘇杭、上海、天津、青島、大連、日本；南下番瓊、安南、暹羅、實叻、三寶隴、蘇門答臘、汶萊、北婆羅洲、紐西蘭、澳大利亞等地。
自入清之後， “ 各屬出洋者， 必來樟林赴船”，樟林港成為“閩粵浙客”的“往來要衢”，承擔著“分達諸邑”“轉輸全潮”的海運任務，成為潮汕早期的海上門戶、絲綢之路。《澄海縣誌》記載，“每當春秋風信，揚帆捆載而來者，不下千百計。高牙錯處，民物滋豐，握算持籌，居奇囤積，為海隅一大都會。”樟林港名揚海內外。光緒元年（1885），英國出版的世界地圖已赫然標上“樟林”的名字，發來中國的英國貨物，只要寫上“中國樟林”，就能夠收到。昔日樟林港口有一勝景叫做“仙人翻冊”，講的便是遙觀“帆隨船轉”變化的景象。當海船張帆乘風入港而來，由於航道轉向，船和帆也必須隨著轉向，遠看猶如仙人無形的手在一頁一頁地翻過書冊一樣，蔚為奇觀。
粵海關在澄海設立稅口共5處：樟林口、東隴口、南洋口、卡路口、南關口。廣東省在澄海徵得的稅銀佔總金額的1/5，12而樟林口居五口之首。由此可見樟林港埠發展之快速，地位之重要。
樟林港的繁榮昌盛，推動了樟林港商埠的發達。自雍正元年至乾隆五十六年（1723—1791）大約70年的時間，是樟林港埠早期的黃金時代。這時，樟林港“六社八街”商埠格局已經形成。
所謂“六社八街”，指的是港埠中心的仙橋、長髮、古新、廣盛、順興、洽興、永興、商園等8道大街，以及圍繞的外圍——東、西、南、北社及塘西、新隴等6個村社，後又擴增三條街道共數百間鋪屋。其中，仙橋街和長髮街最繁盛，仙橋街擁有商店和作坊60餘家，故有“金仙橋，銀長髮”美稱。但這些鋪屋各營其業，有海產、豆行、米行、布行、藥材行、茶行、洋行、當鋪、日雜、百貨、染織、糖房、火礱、打鐵、打石、漁網、竹篾、屠宰等。
新興街是樟林古港繼“六社八街”又增建三街之後，最終建設且儲存至今的僅有一街。該街建於嘉慶七年（1802），已有200多年的歷史。全街長達200米，由54間兩層樓的貨棧組成。每間貨棧寬5米，長10米。棧房巨楹厚板，精灰厚牆，質量特優，可囤積大批貨物。棧房前門向著街道，後門連線內港，臨內港處，設石門、水閘各一個和小碼頭一處，便於制水和起卸貨物。當停泊在外港紅頭船上的貨物要運進內港時，改用小船載入，直達小碼頭，然後搬進棧房，省時省力，通暢無阻。
新興街口東南面有一高大建築物，建築物的大門匾上書“永定樓”三個大字。這座建築物佔地約800平方米，是貨倉和航標兩用的實用建築。據稱，當年樓上掛著紅色的航燈，紅頭船進入南澳海面即可見到。街的入口處，是一座小石牌坊，牌坊匾額書“新興街”街名，臨內街一面，又書狂草“紫氣東來”四字。街中部轉彎處有一大碼頭，設有石門、木閘制水，碼頭對岸為南社。碼頭東側，有一“即南海”小廟，俗稱“阿孃祠”，供奉南海觀世音。據口碑，原街南面出口處，還有石牌坊四座，其中一座系書法家吳殿邦手書“入門思敬”，今已無存，僅存出口一座，也書街名。值得一提的是，棧房中有兩處富寓史考價值的超脫建築：一是“安平棧”，該棧一磚一瓦，一楹一柱，保留完美，門前匾額上“安平棧”三個大字十分清楚，棧內有一碑記，說明興建年代及資金等情況，其餘結構佈局，保留原狀，進之如聞古港濤聲，古風猶存。二是“藏樓”，相傳是紅頭船主巨賈蔡彥（澄海程洋崗人）之寓所，也是棧房住屋兩用的建築。據新興街一位100多歲老者稱，從他懂事至今新興街面目依舊。由此可見，新興街是樟林古港最繁榮時期的一個歷史縮影，記錄了18世紀初葉樟林古港的經濟、政治、人文和民俗風情等情況，印證了古港的歷史地位：它是潮人對外拓展、對內繁榮經濟的忠實歷史見證。
古港遺址現保留有潮汕地區規模最大的媽祖宮（天后宮）並有“藏資樓”“永定樓”“貨棧街（新興街）”“觀海樓”“風伯廟”“關部稅口”“巡檢司舊址”以及行鋪、棧房等遺蹟和一批石刻碑記，其中“天后宮”儲存的碑記就有22方。1990年又新建一座古港亭，吳南生題“樟林古港”碑匾，作家秦牧撰寫碑記。
由於海道逐漸淤塞，至同治年間樟林東面已成沙田，港內出海路程不下十里；更是由於汕頭開埠，汕頭港崛起，樟林古港日益衰落，樟林商埠也輝煌難再。
三、達濠埠
達濠古為潮陽縣管轄，稱“踏頭埔”。“踏頭”是潮州方言用詞，指岸邊石階，引申為碼頭。“踏頭埔”這個名字蘊含了水濱碼頭、臨水成市的含義。清順治年間，由於諧音，才開始正式寫作“達濠埠”，進而簡寫為“達濠”或“達埠”（達埠往往單指達濠鄉）。
▲達濠港
康熙《潮陽縣誌。鄉都》“踏頭埔”條中記：“招收名為千金港，貨船漁舟聚集之處，多於此設埠開市。”康熙二十三年（1684），粵海關成立，即設立達濠口，對過往商船進行抽稅。嘉慶《潮陽縣誌》卷三“城池”“達濠城”條記“前橫一河，即達濠港，港內商漁船隻千艘，灣泊東西兩岸。”
清代達濠駐有招寧司巡檢、達濠守備、招收場大使，又設海關達濠口，既是軍事雄鎮，又是繁盛的商埠，達濠河渡口成為“瓊南廣惠往來商船停泊之處”清人楊英在其《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徵實錄》中說：“達濠埔可以拋泊海艘、通運糧米，資其富饒，且須由南洋鱟澳過達濠埔方可至縣。”商貿業的長盛不衰，使達濠成為東南沿海重要的商業集散地，被譽為“潮汕四大古鎮之首”。
達濠港的興起，推動了商埠的興起與發展。一是人口的增長。四通八達，商賈輻輳的達濠港，吸引各地居民到此落戶定居，形成陳、楊、吳、鄭、張、餘、翁、李、邱、朱、紀、梅等多姓聚集的區域。
二是街區的擴容。達濠港的興起，推動了達埠、赤港、青籃三鄉沿濠江邊為商業聚集的地方，將三鄉聯結為一個整體，歷史上形成了許多老街。如達濠城東門外永濠街，西自城內，東至巡司埠，全長350米，由原永茂、油園、東濠三街合併而成。其南有永興街、古井街、米安街、長安街、古竹街、永順街、太和街、泰安街、廠前街、通興街、康和街、和美街等。古竹街俗稱竹篾街，是原來製售竹製品集中的地方。西濠門外為新興街，往西在西門頭接海旁路，因形成於清末民初而得名。
永寧街和蘇州街在三角鋪與永濠街中段匯合。蘇州街南北走向，其西面原臨達濠坑（今為西田路），原長百餘米，今存七十米，街兩旁為兩層單開間木構樓房，樓下門兩邊木板取下即是做生意的樓面，二樓則用作居住。街北原有於乾隆二十八年重修的永寧橋往西通往陸厝池。蘇州街南側一段清代樓面街貌保留較好。
新興街14號朱厝建於康熙年間，比興建達濠城還要早，當時厝前還未建起樓房，視線可直達河西赤砂埔。因濠江在赤砂埔前有一彎曲，帆船經過風帆片片翻轉，有如關公翻冊。
達濠港的興起，推動了祠堂的興建。營建祠堂以奉祀祖先，凝聚宗親，這是傳統社會的一種文化現象。因經商行貿而發達富裕的達濠人，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集資建祠堂，特別是紅頭船商人。根據相關材料顯示，達濠三鄉的祠堂眾多。達埠有吳、鄭、張、餘、翁、李、邱、朱、紀、陳等姓14座；赤港有陳、林、翁、謝、楊、許、曾等姓11座；青籃有李、徐、蔡、黃、林、梅、詹、吳等姓17座。這些祠堂大多建造或修繕於清代。
不少祠堂是紅頭船商人建造的。達濠有“紅字雅祠堂，烏字雅花園”的俗語，是說紅字祠（吳氏家廟）在眾多祠堂中是最漂亮的一座。紅字祠和烏字祠建於乾隆年間，建這兩座祠堂的是吳氏兄弟，具為紅船主，販運上海，致富而興建祠堂。因祠堂建造精雕細琢、工藝超群而享譽地方。
達濠港的興起，推動了民間信仰崇拜的發展。海邊、商埠多拜海神媽祖與財神關帝。作為“海上保護神”，媽祖既是漁民的保護神，也是行船航海人的保護神。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媽祖廟之多，媽祖崇拜之盛，反映著一個地方港口的繁榮發達。在達濠埠短短700多米的濠江岸線上，就分佈了4座天后宮。
濠江岸線原在廠前街一線，數百年後南推至海旁路，至20世紀90年代初又移至沿江路。現在廠前街離濠江岸有180米的距離。廠前街西端就有一座天后古廟，俗稱達濠埠媽祖宮。嘉慶《潮陽縣誌》載：“在達濠埠中，建自何年無可稽考。雍正乙巳年臘月重修。埠眾、漁船共祀之。”達濠埠天后宮於道光六年（1826）、光緒十八年（1892）、1990年三次重修。廟門外兩壁有光緒十八年刻詩：
（左）“維茲天后，閨中養真。莆田身化，謝脫凡塵。母儀坤德，昭代功臣。慈航利濟，實筏通津。恩加海島，九州皆春。濠江保障，威靈聖神。“
（右）“懷我聖母，赫赫休揚。俔天之妹，降福穰穰。狂瀾力障，舟濟平康。兩埠商旅，食德莫忘。千秋崇祀，俎豆馨香。煥新廟宇，益著恩光。“
除這座天后宮外，嘉慶《潮陽縣誌》還記載了河渡、下尾、生祠前3座天后宮。達濠天后宮之多，足見達濠古港的商業貿易繁盛和極大影響力。
在濠江，幾乎每座村落都有關帝廟。濠江諸多關帝廟中，最為出名的是達濠廠前街關聖古廟，俗稱關爺宮。該廟始建未詳，重修於乾隆二年（1737）、咸豐二年（1852），1991年再修。關爺宮所處位置是達濠繁華鬧市中心，各種鋪戶林立，商業發達。清代曾由商鋪間印刷“鐳票”（“鐳”，潮汕話是古銅幣的意思，“鐳票”即銀票）作為一種有價證券在海外流通，因此地利，關爺宮香火鼎盛，信眾尤以從商者為最。
四、汕頭埠
汕頭港最早是“沙汕頭港”，與溪東港處於同一內海灣，而更靠近媽嶼口。其以梅溪為航道，可與潮安、澄海上下交通；橫過牛田洋則可達潮陽、惠來；溯榕江又可抵揭陽、普寧；東出媽嶼口，直通外海，輻射全球。
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定臺灣、取消海禁之後，汕頭一帶沿海航運貿易繁忙。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政府在沙汕頭設煙墩、築炮臺，後成為海鹽轉運碼頭。咸豐年間，潮州府轄內的原鮀浦港、溪東港、庵埠港、樟林港由於灘塗汙積，“沙汕頭”港遂取而代之，成為粵東的重要門戶。雍正八年（1730），清廷在廈嶺天妃宮設立稅站，時稱“汕頭口”，從此“汕頭”這一地名逐漸確立。至嘉慶十四年（1809），因商船停泊越來越多，被稱作“沙汕頭港”。
由於航運貿易的逐漸繁榮，港埠也逐漸形成。嘉慶《澄海縣誌》稱：“邑自展復以來，海不揚波，富商巨賈，輿販他省，上溯津閩，下通臺廈，每當春秋風信，東西兩港以及溪東、南關、沙汕頭，東隴港之間，揚帆困載而來者，不下千百計。”咸豐三年（1853），粵海關在汕頭港的媽嶼島上設立常關，即是潮州府海關總口，也稱為新關，取代了原庵埠總口的地位，以方便辦理海關事宜。
鴉片戰爭後，列強們在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大門，除了在《南京條約》中規定的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通商地點進行貿易活動，還將貿易擴至其他港口城市，汕頭就是其中之一。他們將船隻開進汕頭港的媽嶼島海面，派遣外國商人和傳教士進駐媽嶼島，進行商業貿易和傳教活動。
1856年，英、法聯軍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1858年6月26日、27日，清政府分別與英、法、美、俄簽訂《天津條約》，增開潮州（汕頭）、瓊州、臺灣等10處為對外通商口岸。1860年1月1日，潮州（汕頭）如期對美開市，在汕頭港口門的媽嶼島上設立“潮海關”。至此，汕頭正式開埠。開埠後，汕頭成了外貿入傾、內貿輸出的黃金海岸。“自鹹同間開汕頭為商埠，交通事業日進千里，曾不百年，凡輪船、鐵路、公路、郵電、航空靡弗具舉”；汕頭“外貿之銷售內地者日益繁多，內地產物之運售海外者亦較百十年前激增倍徙，由是而貿易之事日加繁盛”：“舟車雲集，商旅輻輳，內則惠梅二州、贛南七縣、閩南八縣資為挹注，外則握南洋貿易之樞紐”，成為內外貿易的一大中心。隨著以汕頭為中心的商貿網路、交通網路和近代工業體系的建立，不僅“洋船昔之泊於樟林港者，亦轉而泊沙汕頭，人煙輻輳，浮積加廣”。汕頭成為“遠東地區唯一有點商業意義的口岸”。
開埠推動了汕頭港的進一步開放。從19世紀60年代末期，外商紛紛來汕頭開設洋行、商船會社和航業公司等機構。據調查，當時英、德、日、美、荷等國在汕開設的洋行、商店、旅館等共有56家。20到20世紀30年代，汕頭已成為粵東、贛南、閩西南的一個重要的貨物集散地和中國東南沿海的國際性海港。1933年，進出汕頭的輪船達到4478艘，總噸位675萬多噸；港口吞吐量佔全國沿海各港口貨運量的8.76%，僅次於上海、廣州而居全國第三位。據該年統計，全市各種商行達3441家，交易額為6.92億元。至民國初年，汕頭商貿不僅盛居全國第七，22而且牢牢控制著汕—香—暹—叻國際貿易圈，英、美、法、德、日、俄、荷、比等8個國家曾在汕頭設領事館，成為國內外著名的百載商埠。
商貿的繁盛，推動了汕頭以小公園為中心的商業鬧市區的形成。小公園以“中山紀念亭”為發端，呈扇形放射出安平路、昇平路、國平路、同平路等夾路兩邊周圍富有特色的騎樓街道，構成“四永一昇平，四安一鎮邦”格局。“四永一昇平”是永安、永和、永泰、永興街和昇平路；而怡安、棉安、萬安、吉安街和鎮邦路為“四安一鎮邦”。“四永一昇平、四安一鎮”邦構成了舊時汕頭這座百載商埠的一幅活生生的《清明上河圖》。而英國領事署與日本領事館等近代洋人建築、潮海關、南生公司、永平酒樓、郵政總局大樓、胡文虎大樓、漳潮會館、六邑會館以及眾多的僑批局，無不展示汕頭百載商埠的輝煌。
來源：廣東省情網、憶茶陽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