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謝廬明（贛南師範大學中央蘇區研究中心）
中央蘇區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高度重視學習，在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原則、方針、內容、方法、作風和制度等方面實踐探索中積累了寶貴經驗，形成了優良傳統。
一
加強學習是思想建黨及開闢中國革命新道路的必然要求。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人探索革命的道路，實現從城市到農村的戰略轉變。黨內農民成分急劇增加，給黨的建設帶來新的問題。根據中央的指示，中央蘇區決定創辦中央黨校培訓幹部，以適應革命鬥爭發展的需要，旨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蘇區幹部頭腦。學員譚啟龍回憶：“由於一直處於戰爭環境，很難專門拿出時間來學習。”曾負責過中央黨校工作的任弼時強調：“一個工農幹部，有豐富的實際工作經驗，但是缺乏文化理論知識，這就必須要加強學習。只有這樣，才能提高思想水平和認識能力，使自己在實際工作中做出更大的成績。”
加強學習是紅軍政治建軍的必然要求。軍隊的主要成分是農民，軍記憶體在的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軍閥主義殘餘等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有所發展。紅四軍等部隊一定程度存在思想混亂、士氣低迷等現象，必須加強紅軍的學習教育。
加強幹部教育，成為黨的思想建設的迫切要求。隨著中央蘇區政權建設、經濟建設和文化教育事業的開展，動員和組織群眾參加革命戰爭，需要培養造就大批的幹部。另外，保證各級蘇維埃工作人員保持勤政為民、廉潔奉公的優良作風，防止貪汙腐化和官僚主義等現象的發生，是學習教育面臨的新任務。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回答瞭如何從思想上建黨、建軍、建政，如何對幹部和群眾進行卓有成效的教育，使黨的學習系統化、制度化。
二
中央蘇區時期的學習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29年1月毛澤東和朱德率紅四軍向贛南、閩西進軍到古田會議的召開，這是黨的學習制度奠定基礎的階段。1929年1月，毛澤東和朱德率紅四軍向贛南進軍，開闢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1929年12月，古田會議決議強調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重要性，指出“紅軍黨內最迫切的問題，要算是教育的問題。為了紅軍的健全與擴大，為了鬥爭任務之能夠負荷，都要從黨內教育做起”。古田會議決議確立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原則，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標誌著學習的原則和方法的形成。
第二階段，從古田會議的召開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這是學習走向制度化和規範化的階段。紅四軍學習貫徹古田會議決議，形成了群眾性的思想教育運動，學習更加系統化、制度化。
第三階段，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到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是學習多方面發展的階段。這一階段，在黨的學習方面，特別注重提高黨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向黨員幹部傳授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知識。
三
這一時期，我們黨採取的學習舉措更加豐富，為達到更好的學習效果提供了保障。
其一，制定學習制度，建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古田會議決議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和學習列為黨內教育的重要內容，並規定了黨內教育的10項內容、18種教育方法和士兵政治訓練的19項內容、7種訓練方法。1933年8月，中共中央組織局發出《關於黨內教育計劃致各級黨部的信》，提出必須“加緊黨員群眾的教育，增加他們的政治程度。有系統地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中國革命過去幾年的經驗。應當有計劃有目的地提高黨內政治理論水平，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武裝所有新舊同志們的頭腦，進行經常有組織的教育工作。”中央蘇區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就是在黨組織的倡議下而建立的學習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組織。在蘇區馬克思主義研究總會下，建立研究分會，如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江西分會、中央局分會、紅軍馬克思主義研究分會。
其二，舉辦幹部學校和培訓班，重點加強黨員幹部的學習教育，提高黨員幹部政治素質和組織能力。一是創辦幹部學校。從1933年春起，中央蘇區陸續辦了正規的幹部學校，主要有：馬克思共產主義大學、蘇維埃大學、中國工農紅軍學校、中央教育幹部學校等。1933年3月，中國共產黨創辦第一所中央黨校——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任弼時在開學典禮的講話中指出，黨校的宗旨是：一要培養無限忠誠於黨、忠誠於工農大眾的幹部；二要學習馬列主義，總結親身革命的經驗，提高政治思想水平；三要鍛鍊思想意識，洗掉舊社會帶來的髒東西，使大家適應土地革命戰爭需要。任弼時、張聞天先後任校長，楊尚昆、董必武任副校長。黨校分設三個班：新區工作人員訓練班，黨團、蘇維埃、工會幹部訓練班，高階幹部訓練班。學習科目有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黨的建設、蘇維埃建設、中共黨史、歷史、地理等。此外，蘇維埃大學、中央教育幹部學校、中央農業學校等，也培養了大批骨幹。二是舉辦短期訓練班。有省委辦的訓練班、縣委辦的訓練班等。訓練班提高了幹部的思想覺悟，當年一位參加過訓練班的黨員幹部，曾在筆記本上寫下自己的收穫：“到群眾中去，不畏難，不怕死，不愛錢，為共產主義而犧牲”。
其三，建立黨支部學習制度，開展黨內教育，加強對黨員進行經常性的教育。一是建立學習制度。古田會議決議在提出黨內18種教育方法的基礎上，又提出士兵政治訓練的8種方法，如上政治課、早晚點名說話、集合說話、個別談話等。其中政治課設定了10大教授方法，即啟發式、由近及遠、由淺入深、說話通俗化、說話要明白、說話要有趣味、以姿勢助說話、強調複習、準備提綱、討論式。這10種教授法，成為蘇區黨內教育的主要方法。1932年3月，人民委員會頒佈第六號命令《政府工作人員要加緊學習》。1932年7月，瑞金縣工農兵蘇維埃第四次代表大會透過《蘇維埃工作人員學習問題決議案》。二是開展黨內教育。透過支部訓練強化黨員學習教育，組織討論會、研究會、識字班和讀報班，提高黨員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三是開辦支部流動訓練班和新黨員訓練班。內容為黨員須知、支部工作、查田運動、擴大紅軍、經濟建設、黨與蘇維埃、工會工作。使黨員瞭解：共產黨是什麼？共產黨要做些什麼？怎樣做支部小組工作？共產黨員怎樣在群眾中工作？怎樣領導群眾？舉辦新黨員訓練班，主要科目是：黨員須知、支部工作以及當前的主要實際工作（如擴大紅軍、查田運動、經濟建設等）。四是編印黨員學習材料。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建黨理論和黨的基本知識，如1932年1月紅軍總政治部編印的《新黨員訓練大綱》。五是組織黨員考試，開展學習競賽，提高思想覺悟。
其四，加強紅軍學習，創辦紅軍學校，加強紅軍的政治教育。紅四軍和紅五軍及紅一、紅三軍團開辦了隨營學校、教導隊或教導營。1930年開辦閩西紅軍學校，後改為紅軍彭楊軍事政治學校。紅四軍創辦紅軍軍官學校第三分校；紅二十二軍創辦紅軍學校。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決定成立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後改為中國工農紅軍學校。1933年10月，分編為中央紅軍大學、彭楊第一步兵學校、公略第二步兵學校等八所學校。11月，創辦中國工農紅軍大學。這些軍隊教育系統主要是培訓軍隊的軍政幹部。各連部組織有讀報班、講演班、俱樂部、列寧室，開展讀報、識字、演講活動，戰士學到了文化知識，受到了思想教育。1934年2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次全國政治工作會議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的論斷。強調政治教育要從戰士的實際出發，改善學習教育的方法，使學習更加生動活潑，這次會議在紅軍建設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其五，出版發行黨報黨刊和書籍，強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中央蘇區創辦《紅色中華》《鬥爭》《紅星》《青年實話》《少年先鋒》等報刊，並講解報紙，使學習內容深入人心，家喻戶曉。“蘇區範圍的農民，……無論三歲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打倒帝國主義，擁護蘇維埃及擁護共產黨的主張，幾乎成了每個群眾的口頭禪。”為了學習和傳播馬克思主義，還出版發行了一批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的著作，如《共產黨宣言》等，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六，開展群眾性文化教育運動，構建群眾學習網路。一是根據蘇區中央局宣傳部、教育部的要求和規定，蘇區建立列寧小學、俱樂部、列寧室等。俱樂部以政治動員為中心工作。列寧室成立政治研究組、組織講演會、設問答簿，開展識字、讀報，幫助群眾解決政治理論問題。俱樂部、列寧室的建立，構成了遍佈蘇區的群眾學習網路。二是開展群眾性文化教育運動。如閩西新泉工農婦女夜校有19所，學員發展到700餘人。興國夜校學生15740人中，男子4988人，佔31%，女子10572人，佔69%。三是開展針對青年特點的學習教育，提高青年的革命覺悟和文化水平。開辦團校和各種訓練班，或組織列寧學校、青年俱樂部、幹部學校，或辦團員流動訓練班，或選拔優秀團員到學校學習、少先隊員去紅軍學校接受訓練等教育青年群眾。在團隊組織內，建立夜校、識字班、閱報室、讀書班。組織各種研究小組、講演組，舉辦報告會、討論會，組織歌舞團、演劇隊，開展體育、遊藝活動等，進行文化教育工作。同時，出版發行《團的建設》等報刊，編印《識字課本》等學習材料和各種宣傳品，廣泛發動青年，進行宣傳教育，在蘇區青年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和作用。
四
中國共產黨在開創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探索了一條學習的新路子，在學習的原則、任務、內容、方法和制度等方面，形成了獨創性的特點和經驗。
第一，重視理論學習，堅持黨員幹部學習制度，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黨組織。中央蘇區各級領導重視幹部培訓工作，各級組織舉辦的短期訓練班由同級組織的主要領導直接主持並親自授課。1929年4月，毛澤東在興國縣辦了土地革命幹部訓練班，他親自授課，參加討論，教唱革命歌曲。中央黨校許多課程由中央負責同志主講。如毛澤東講蘇維埃運動史；周恩來、朱德、劉伯承講軍事；任弼時、鄧穎超講中共黨史；董必武講西方革命史；徐特立講地理常識。張聞天、劉少奇也在黨校講過課。毛澤東講中國蘇維埃運動史時，闡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開創中國特色革命新道路的理論。他深入淺出地闡述了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開創有中國特色的革命新道路的理論。黨校學員回憶：“聽毛主席講課，通俗易懂，擺事實講道理，越聽心裡越亮堂。”可見，蘇區時期中央黨校在加強黨員幹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提高政治素質、建設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提供了可資借鑑的經驗。
第二，堅持政治性和思想性統一，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教育與工作實際相結合，服務黨的中心工作，保證黨的正確路線的貫徹執行。一是注重向黨員尤其是黨的領導幹部傳授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知識，提高黨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二是結合實際，目的明確。中央宣傳部發布《怎樣辦支部流動訓練班？》，對支部流動訓練班的目的要求、組織領導、教員選派和訓練、科目的確定和教材選擇、教學方法和形式都有明確的規定。三是規定相應的監督機制。支部教育幹部經常檢查各班的工作，並把檢查結果報告區委宣傳科。區委宣傳科經常派人到各鄉去實地檢查訓練班的工作，通常是當訓練班上課時去考查教課方法是否適當，講課有無錯誤，黨員聽課是否有興趣，並把這些實際材料蒐集起來，在區委召集教員來訓練時，有的放矢地加以糾正。科目講完後，流動訓練班教育委員會派人去測驗。一方面在實際工作中檢查每個同志有無進步，另一方面進行口頭答問，以測驗教的內容是否懂了。測驗後公佈成績，對優秀的給予獎勵。訓練班結束時，區委宣傳科召集流動訓練班教育委員會開總結會，總結辦班的經驗。
第三，理論聯絡實際，學習與調查研究結合，學以致用。從1930年到1933年，毛澤東相繼作了《尋烏調查》《興國調查》《東塘等處調查》《木口村調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等農村調查。除了自己親自作調查研究之外，毛澤東還親自為紅軍的政治工作人員制定了社會調查大綱，親自動手設計調查表格。蘇區時期中央黨校將理論聯絡實際作為辦學方針，在課程設定、培訓方式緊密結合革命鬥爭和根據地建設的實際展開。教學內容理論聯絡實際，學員利用課餘時間開展實踐鍛鍊。學員每到星期六和星期天，就去幫群眾勞動。黨校辦的第一期高階班，學習3個月後便到粵贛省會昌筠門嶺實習，協助前線工作，學員鍛鍊了工作能力，密切了與群眾的聯絡。學員肖鋒回顧在黨校學習的收穫時說：“打開了學習馬列主義的大門，向老師同學和校外群眾學到了階級鬥爭知識。尤其是毛主席、朱總司令、董老、徐老等首長的講課對我教育更大。毛主席倡導的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注意階級分析，注意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精神和作風，是我一輩子學習的榜樣。”
第四，重視黨支部學習，加強黨員教育，是提高黨員素質的主要途徑。中央蘇區高度重視黨支部對黨員的教育，要求支部的每個同志都成為“黨的一個宣傳員、組織員、戰鬥員”。紅軍的各級政治機關教育黨員要做到“兩前兩後”，即“衝鋒在前，退卻在後；吃苦在前，享受在後”。興國縣委提出，蘇維埃幹部要做到“十個帶頭”，其中將帶頭學習政治軍事擺在第一位。
第五，學習內容豐富多彩，學習形式多樣、通俗易懂、喜聞樂見。中央蘇區的學習有多種多樣的形式，如文字宣傳、口頭宣傳、形象宣傳。文字宣傳形式有：印發傳單，張貼布告、宣言，刷寫標語、口號，創辦報紙、刊物，出版圖書。口頭宣傳是演講宣傳，包括各種集會上的宣傳鼓動、報告動員；軍事方面的戰前動員、戰場鼓動，祝捷慶賀、戰鬥經驗介紹，學術方面的專題講座以及比賽講演。形象宣傳是指利用文藝形式開展宣傳教育，寓教於樂，如戲劇、歌曲、畫報和漫畫，群眾喜聞樂見，宣傳效果顯著。
第六，人人都來學習，是發揮學習作用的關鍵。中央蘇區的學習具有廣泛的群眾性。危秀英回憶：“根據地的婦女把學習文化看作僅次於打土豪分田地的喜事。青壯年婦女在緊張的勞動之後，拖兒帶女到夜校學習。沒有燈，砍些松樹，劈成細條，用鐵絲簍裝著，懸掛在坪上燒。沒有桌子和紙，就自帶凳子、沙子。……男男女女在坪上鋪些沙子，用樹枝當筆在上面劃，能者為師，一天學幾個字。……字識多了，慢慢能看書看報，懂得許多道理。”中央蘇區所有的共產黨員和蘇維埃工作幹部，都是學習教育工作者。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紅軍總司令朱德到鄉村的幹部、黨員，走到哪裡，就將革命的道理宣傳到哪裡。在中央蘇區，學習具有廣泛的群眾性。中央蘇區取得這些獨創性經驗，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對加強新時代的學習，有著重要的借鑑意義。
來源： 學習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