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王永浚曾是國民黨軍的報務人員，在1933年的一次戰鬥中被俘後，參加了紅軍，並得到任弼時和賀龍的信任與重用，擔任湘贛軍區無線電隊報務訓練班教員。長征時期，他成功破獲敵人密碼，有力配合了反“圍剿”鬥爭，為紅二方面軍戰略轉移至陝北作出突出貢獻，被任弼時譽為“密碼腦袋”。抗戰時期，由於他解決了我軍破譯工作的一個重大難題，毛澤東親筆題詞“在奮鬥面前沒有什麼困難”給予嘉獎。王永浚是我軍情報戰線傑出的破譯專家和優秀領導者，在革命戰爭年代裡，他和戰友們透過一次次成功破譯敵人的密電碼，為我黨我軍的節節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王永浚一生所做的工作都處於高度保密的狀態，甚至自己的親人都不知他到底是從事什麼工作的。
任弼時稱他是“密碼腦袋”
當蘇區遭遇國民黨軍第五次反革命“圍剿”，湘贛蘇區的政治中心永新縣城已被敵人佔領之際，紅軍領導迫切需要了解和掌握敵人的動向。任弼時慧眼識才，將熟悉無線電技術的王永浚調到自己身邊協助工作。
王永浚當時還不知在中央蘇區的中革軍委二局已經開創了密碼破譯工作。每次去報房，看見電臺同志在抄敵方電報，王永浚總在想：能否鑽入敵人的心臟獲取敵人的重要情報呢？如能在收聽電臺的基礎上，再破開敵人的通訊密碼，就可以得到準確可靠的情報。他的這一想法，並非毫無根據，早年他曾跟叔父學習過有線電報，叔父就吩咐他，千萬別把密碼翻譯出來。他聽著很驚奇，沒有底本，密碼如何翻譯？從此，密碼是可以破譯的觀念，就牢牢地印在他的腦海裡，他一直夢想早日揭開這個謎底。
此時，肩負領導重任的任弼時無暇兼顧猜譯工作。王永浚眼見著電臺抄收的敵報越積越多，感到為任弼時分憂解勞應該是自己責無旁貸的。況且，他本身懂得一些通訊常識，熟悉民用電報規律、電碼編法及一般公文程式，並瞭解國民黨軍駐湖南部隊的情況，於是毛遂自薦，向電臺隊長請戰：“你們抄的材料可否複寫一份讓我研究試破？”當即得到電臺隊長和政委的同意。王永浚非常興奮，即刻開始工作，不過兩個鐘頭，就取得了初步成果，這不啻是一份興奮劑，使他廢寢忘食地從當天午後搞到深夜，從深夜到次日拂曉，從拂曉又到正午，終於解讀天書，攻破了敵人的密碼。隨後，他又陸續破開了同一型別的多個密碼。從中所獲的情報，有力地配合了當時的反“圍剿”鬥爭。
1934年4月5日，紅六軍團取得沙市伏擊戰的勝利，就是由於王永浚破譯了國民黨軍十五師四十三旅旅長侯鵬飛的密信，獲悉該敵的意圖及其兵力部署、出動時間和行進路線等準確可靠的情報後，紅軍預設下伏擊圈，俘敵旅長侯鵬飛及以下官兵1000餘人，繳獲各種槍械1000餘支。這是紅軍在湘贛蘇區打下的最大一次殲滅戰，緩和了湘贛根據地的緊張局勢，減輕了中央蘇區的壓力，為中央紅軍突圍長征創造了有利條件。與此同時，王永浚還破譯了一種難度較高的“功密”密碼，在打擊該敵的戰鬥中起了重要作用。任弼時對王永浚作出的突出成績，給予了肯定，認為“經過考察，這個人不關心自己的事情，能刻苦鑽研，人很老實，做這份工作很適合”。並於1934年3月正式任命他擔任紅六軍團司令部研究員，專門擔負破譯密碼的任務。從那時起，至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王永浚一直在任弼時身邊從事這一工作，直至後來調到軍委二局。
1934年3月至8月，王永浚攻克各類密碼共約60種，其中普通密本約30種，中級密本25種，高階密本5種，基本破開湘贛蘇區周邊敵軍所用的全部密碼，保證了領導同志和領導機關對情報的需求。
1934年10月底，紅二、六軍團轉入湘西地區。行軍途中，王永浚破獲湘西土著軍閥陳渠珍第三十四師密碼電報，獲悉該部3個旅約10個團的兵力傾巢出動，企圖阻止我軍前進。紅二、六軍團在永順縣北龍家寨地區預設陣地，誘敵深入。11月16日，紅二、六軍團一舉擊潰敵一個旅又一個團，俘敵旅參謀長以下官兵2000餘人，繳獲槍支2200餘支，電臺一部。我軍乘勝追擊，26日攻佔桑植、大庸縣城，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龍家寨戰役是紅二、六軍團出擊湘西的關鍵一仗，技偵情報工作在戰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35年6月9日，紅二、六軍團突然北進，以一部包圍宣恩縣城，主力隱蔽在城南10公里處，直接威脅國民黨軍湘鄂川黔邊“剿總”所在地恩施。11日，王永浚破國民黨密報並獲悉：縱隊司令兼第四十一師師長張振漢率四個旅分三路由來鳳經忠堡增援宣恩守敵。據此密電，紅二、六軍團總指揮部決定留一個團繼續圍攻宣恩，主力則兼程南下，經60公里急行軍於12日抵達忠堡，不待國民黨三路部隊靠攏，即發起猛烈攻擊，激戰至14日下午，全殲第四十一師師部及一二一旅又一個營，活捉張振漢。
同年8月26日夜，王永浚破敵密報獲悉：敵人將於翌日空襲紅二、六軍團總指揮部駐地大堰壋。賀龍、任弼時等首長當即決定連夜轉移。次日清晨，敵機果然前來轟炸，炸彈命中總指揮部駐地。幸而指揮部及時轉移，否則後果不堪設想。1952年，長征時曾任紅六軍團政治部主任、代政委，時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甘泗淇來總參某部作報告，當他看見時任該部副部長的王永浚時，依舊感慨地說：“老王，長征時你是我們的救命恩人啊！”
由於紅二、六軍團在湘鄂西地區的節節勝利，蔣介石不甘心失敗，把進攻和“追剿”中央紅軍的嫡系部隊總兵力擴充到130個團，加上保安隊共約30萬之眾，調到津市、澧縣及其以北地區，企圖將二、六軍團“聚殲”於此。紅二、六軍團加上地方武裝只有2萬多人。在此嚴峻形勢下，紅軍決定退出湘鄂川黔根據地，轉移到敵人力量薄弱的地區，擇機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王永浚和“小電臺”（偵察臺）遵照軍團首長的指示，為紅二、六軍團避實就虛，避強擊弱，千里轉戰，突出重圍，提供情報保障。
1936年2月底，紅二軍團進入烏蒙山區後，敵情日趨嚴重，處境十分危險，迫切需要及時準確的情報。王永浚不負眾望，無論敵人使用舊的還是新的密碼，他都能應付自如，迅速攻克，趕上急需。在他和戰友們的努力下，對敵軍每天的行軍路線、里程、出發時間、宿營地點均掌握得十分清楚。軍團領導根據敵我情況，機動靈活地指揮紅軍同敵人五個縱隊十多個師兜圈子，周旋了一個多月，轉戰1000餘里。3月下旬，王永浚破譯敵軍密電，獲悉：川軍在北面原地未動，中間存在一片空虛地帶。紅軍便以一部調動敵軍北進，主力揮師南下，突破敵人包圍。蔣介石企圖“殲滅”紅二、六軍團的計劃，最終破產。紅二、六軍團搶渡金沙江後，先後與紅四方面軍、紅一方面軍會師，到達陝北，勝利完成了舉世聞名的長征。
紅二方面軍長征的勝利得到毛澤東的高度褒獎，毛澤東在陝西保安接見二、四方面軍部分領導同志時，高興地讚揚紅二方面軍在長征中為中國革命儲存了大量有生力量。他說：“二、六軍團在烏蒙山打轉轉，不要說敵人，連我們也被你們轉暈了頭，硬是轉出來了嘛！出貴川，過烏江，我們付出了大代價，二、六軍團討了巧，就沒有吃虧，你們一萬人，走過來還是一萬人，沒有蝕本，是個了不起的奇蹟，是個大經驗，要總結，要大家學。”毛澤東對二方面軍的高度褒獎中，也包含著對王永浚及戰友們工作的充分肯定。
從1934年3月至1936年11月，王永浚在這兩年零八個月中，共破敵密250餘種，從中獲取大量情報，為紅二方面軍（二、六軍團）粉碎敵人的圍追堵截，完成艱苦卓絕的長征，發揮了特殊的作用，多次受到任弼時、賀龍、肖克、王震等領導的讚揚，任弼時對他最是讚賞有加，稱他為“密碼腦袋”。
從參加紅軍到長征結束，是王永浚革命生涯中最重要和最難忘的一段歷程。他在回憶錄裡寫道：“我深深感受到黨是我的再生父母。”當長征快要到達甘肅哈達鋪時，賀龍騎在馬上專門等他到來，特地問他是否考慮過入黨問題。王永浚說：“我早想加入黨，但怕自己條件不夠，正在努力學習提高，爭取早日達到目標。”賀龍說：“入黨以後可以更好地學習提高嘛！”當王永浚和小電臺隊長張有年即將前往延安時，任弼時、賀龍特別囑咐機要科長龍舒林說：“王永浚、張有年他們兩人可以入黨了，要對他們多加關照。”1936年12月，王永浚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從一箇舊軍隊的技術人員逐步成長為我軍情報戰線上的專家。
碟子溝裡克頑“堡”
長征結束後，三個方面軍的技偵隊伍在延安彙集于軍委二局，後因躲避日軍飛機轟炸，於1938年11月遷址安塞碟子溝。王永浚自然成為二局破譯工作的主力之一。在局長曾希聖領導下，他與一方面軍的破譯專家曹祥仁、鄒畢兆等密切合作，共享破譯經驗和技術。抗戰爆發後，軍委二局集中力量開闢了日本方向工作，同時也對國民黨的反共陰謀和破壞活動保持高度警惕，王永浚被公認為當時二局國內工作的頂樑柱，經常獨自承擔重要破譯任務。
1938年9月，王永浚擔任一科科長，二局領導調進10餘人充實一科力量，他們雖都是原專業的技術骨幹，但對破譯工作卻是門外漢。為使他們儘快入門，王永浚採取師傅帶徒弟的方法，“以工育才”領著他們邊幹邊學，使他們在較短時間內掌握了破譯技術。之後，當國民黨不斷製造反共摩擦，掀起反共高潮，二局情報保障壓力陡然劇增時，正是王永浚帶出來的這批人才派上了用場，發揮了生力軍的作用。
自1938年起，國民黨的密碼技術進入一個新階段，原本以密本作業方式為主的軍事密碼，改進為以密本加表的新技術。如不能及時跟進這一新技術，將給情報獲取造成被動，甚至使二局面臨“關門”的危險。因此，探尋和創設對新技術的攻研方法，成為十分緊迫的關鍵任務。面對這一新的挑戰，被稱為“密碼腦袋”的王永浚，憑著豐富的經驗和紮實的技術功底迎難而上，埋頭鑽研。1939年夏，王永浚終於剝去了罩在敵人密碼上的層層偽裝，攻克技術堡壘，創造了新的理論和操作方法，偵破了蔣介石嫡系部隊、地方部隊以及特務系統的大量密電，為黨中央粉碎國民黨的反共高潮，保衛陝甘寧邊區，作出了重大貢獻，也為後來研破更高難度的密碼奠定了基礎。這一新理論的建立及其在實踐中的成功運用，是我軍技偵史上一個新的里程碑，在這個豐碑上，王永浚的名字是排在第一位的，業內人士稱他為“新技術之父。”為褒獎他不畏艱難，勇於創新的革命精神和作出的重大貢獻，1939年7月，毛澤東在獎給王永浚的大筆記本上親筆題寫了“在奮鬥面前沒有什麼困難”的讚語。
抗戰時期，國民黨的兩大特務組織“中統”和“軍統”，對陝甘寧邊區、我敵後抗日根據地以及國統區我黨地下組織進行大肆的破壞活動。為此，中央指令二局開展對這兩大特務組織的電信偵察。特務系統密碼技術與使用規律與軍事系統有所不同，攻研難度較大。王永浚從1938年秋開始研究，經過一年的努力突破了“中統”榆林特務組織所用的新技術，取得了攻克“中統”核心技術堡壘的重大勝利。1940年4月，一科成立了“CC股（中統工作股）”專門負責中統方向的工作，在王永浚的指導下，一批青年技術骨幹迅速成長，很快就比較全面的掌握了中統特務、黨務系統的中央和各地的活動情況。
1941年6月，一科擴編為一處，王永浚任處長。開始了對軍統核心技術堡壘的集中攻研。軍統的技術堡壘與中統的不同，難度更大，是國民黨技術堡壘中難度最大的一類，王永浚選擇平綏區的某技術堡壘作為主攻目標。經過將近半年的艱苦探索，終於在1941年底首次攻克軍統這座極為複雜的特種技術堡壘，一舉打開了軍統密碼的神秘大門。1942年3月，他又攻克晉陝區榆林站的某技術堡壘。這兩個堡壘的攻破，獲取了國民黨大量核心內幕情報，對黨中央及時瞭解掌握時局動向作出正確決策，對保障黨政軍和各根據地的安全都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創造新技術，開闢國民黨政特方向的日子裡，王永浚所付出的努力是一般常人難以想像的。他的戰友江波回憶：“王永浚對工作是全身心投入，工作就是他的命，如痴如醉，鍥而不捨，牛頓做科學實驗時吃麵包，喝墨水，王永浚就是這種狀態。他常常抱著兒子在一科院子裡轉，一邊轉一邊想，走來走去，要是有人給他換根木頭，他也會抱著。我們在工作中有了苗頭，有了進展，向他彙報，王永浚高興地對同在二局工作的妻子馮嘉元喊道：‘嘉元，嘉元，煮麵條。’搞創新就靠王永浚，二局比較難的技術，都是王永浚搞……關鍵技術這一關不過，二局就要關門，從這點上講，王永浚創造的技術是劃時代的。”曾在軍委二局工作過的原烏魯木齊軍區副政委康立澤也回憶說：“王永浚時常處於一種高度緊張的工作狀態，一個個技術難題始終縈繞在他腦子裡，0到9這十個阿拉伯數字不停地跳躍閃現，變換組合，下班後他經常抱著孩子在院中一動不動地呆立沉思，有時突然疾步衝進辦公室，取出正在猜譯的密碼，找出劃有紅槓的部分填上剛想出的數碼，他全神貫注地投入其中，以至同事把手中的孩子抱走他也全然不知。”王永浚就是以這種忘我的精神和狀態，連續掃除軍統技術堡壘中的“攔路虎”，獲取了其組織機構序列和活動內容。
長期的研究和工作實踐，也使王永浚深刻認識到，人才是研究工作的關鍵因素。1939年10月，王永浚兼任二局首期研究人員脫產培訓班（即六訓班）教員，他將自己創設的新技術和方法，用通俗易懂的方法傳授給大家，使研究成果得到進一步普及和推廣，極大地促進了二局研究技術的提高和情報工作的開展。六訓班結束後，王永浚還多次到後續的訓練班授課。抗戰老戰士、離休幹部郭蘭軒回憶說：解放戰爭時，我被派去東北工作。當時敵人採用了新的技術堡壘，研究工作很難進展。我們這些人在延安接受過王永浚的新技術訓練，能力比較強，在東北起了作用。
曾師從王永浚的開國少將彭富九，非常感念王永浚對二局研究人才的教育和培養，1988年他在給王永浚80大壽的賀詩中寫道：“無名卻是英雄樹，垂裕猶遮百畝田，悉心耕灌千枝茂，笑看桃李結滿園。”
解放戰爭再創佳績
抗日戰爭結束後，蔣介石一方面電邀毛澤東赴重慶進行和平談判，另一方面調遣軍隊對我各解放區進行分割包圍。嚴峻的形勢，使軍委二局的情報保障任務陡然加重。王永浚不辱使命，帶領和指導研究人員，攻克了國民黨軍事系統、政治系統的大量通訊密碼，使國民黨軍的一舉一動都像“玻璃杯裡押寶”，被黨中央、中央軍委掌握得清清楚楚。
上黨戰役中，王永浚率二局研究人員攻克了二戰區閻錫山的大量通訊密碼，配合晉冀魯豫部隊取得了殲敵3.5萬餘人的勝利，這是我反擊國民黨進攻的第一個大戰役。正在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的毛澤東獲悉捷報後，稱讚說：“你們在前方打得越好，我在重慶就越安全。”緊接著又配合邯鄲戰役，粉碎了國民黨軍打通平漢路的企圖，為我山東、華中主力部隊轉移冀、熱、遼和東北贏得時間，以及掩護我軍調整部署和爭取國內和平，均發揮重大作用。隨後，按照參謀長葉劍英轉達的“主席囑專設一臺聽傅作義長官部”的指示，王永浚率破譯人員加強了對第十二戰區傅作義部的偵察，獲悉傅部向國民黨軍統局局長戴笠報告歸綏（呼和浩特的舊稱）守軍部署和歸綏城內情況等密情，配合了綏遠戰役，收復了綏東、綏南廣大地區，打破了敵控制平綏路的企圖。與此同時，王永浚還攻克第十戰區的通訊密碼，獲悉了山東境內國民黨軍的重要情報，配合我山東、華中部隊取得津浦路徐（州）濟（南）段戰役的勝利，挫敗了敵打通津浦路的企圖。
為配合我軍迅速入關搶佔東北的戰略行動，1945年11月6日，毛澤東向二局代局長戴鏡元、副局長王永浚頒發手令：限軍委二局七天之內突破國民黨駐東北和華北有關部隊的密碼，掌握其動向。接此手令後，全域性同志晝夜不息地共同奮鬥，在規定的7天期限內，攻克了國民黨軍通訊密碼，通出了情報。1946年6月26日，蔣介石集中30萬兵力，向中原解放區大舉進攻，妄圖圍攻我中原解放軍。王永浚和全域性同志爭分奪秒，晝夜突擊，不斷提供上至國民黨國防部，下到每個參戰部隊的大量重要情報，對中原我軍選擇突圍的時機和方向，以及最終勝利突圍，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7月5日，毛澤東親自寫信嘉獎二局，信中說：“你們的工作有成績，特別是對中原方面幫助很大，甚以為慰，現我中原主力已安全突圍，一部留原地堅持，國民黨雖用全力圍堵，毫無所得。”
轉入戰略進攻階段後，國民黨鑑於在戰場上連連失敗，加之又從叛徒告密中獲悉我二局工作情況，遂不斷加強通訊保密措施。1948年1月，國民黨國防部開始為其部隊配發一種“理論上是不可破譯”的新型密碼，其中胡宗南系的密碼被稱為“最硬最進步的密碼”。能否攻克這種尖端技術，取得情報，成為能否有效配合決戰，加速勝利步伐的關鍵。王永浚既當指揮員，又當戰鬥員，與技術人員們一起研究嘗試多種思路和方法，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尋覓，終於從浩瀚的數字海洋中找出破綻，發現規律，摸索出方法，攻破了敵人精心設防的“不可破”堡壘，為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提供了及時有力的情報保障。
淮海戰役期間，軍委二局共通報重要情報1000多份，內容包括國民黨軍的戰略意圖、實力、部署、調動、裝備、補給、士氣等，基本上做到了敵動我知。對國民黨軍採取的每一個重大行動，均能先期獲悉，作出預報，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國民黨軍的高層決策，情報價值極高。《毛澤東軍事文選》（內部本）選輯的毛澤東關於淮海戰役的64份電報中，有50多處引用了軍委二局上報的敵情，作為分析敵我態勢，進行決策指揮的參考和依據。淮海戰役中，我軍共殲滅國民黨軍55.5萬餘人。國民黨軍南線精銳部隊喪失殆盡，軍委二局的情報保障工作，對戰役的勝利起了重大作用，譜寫了情報工作史上光輝的一頁。
戰爭年代王永浚在破譯工作中攻城拔寨，屢建奇功，得到毛澤東、任弼時等領導人的充分信任和高度褒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王永浚仍繼續戰鬥在神聖而無形的戰線上，為黨和人民再立新功。1955年，王永浚被授予少將軍銜。1982年，他已年逾古稀時，被中央軍委明確為大軍區副職職務光榮離休。1988年榮獲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
王永浚曾感慨萬千，寫下了吐露心聲的詩句：“受黨栽培一老翁，投身革命效英雄。任公督導天書譯，賀帥嚴求肝膽忠。隱線拳拳甘奉獻，戰場悄悄不居功，心中自有紅燈亮，安度晚年如勁松。”
2003年1月，王永浚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