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伊朗：被低估的文明與未完成的變革》，[英]邁克爾·阿克斯沃西著，趙乙深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版。伊朗問題專家阿克斯沃西從伊朗自身的歷史入手，詳細分析了波斯文明被伊斯蘭化的過程。
王權的交替：古代伊朗的歷史
伊朗的歷史程序曾幾次被外來勢力打斷。第一次發生於公元前334年，亞歷山大大帝入侵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覆滅。由於施行了與居魯士相似的寬鬆統治，亞歷山大大帝曾一度鞏固了他對伊朗高原的佔領。他雖然是一個獨裁者（沒有任何雅典式民主），但他對於治下的伊朗人給予足夠的尊重，並試圖鼓勵通婚來融合希臘和伊朗文化。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大帝在巴比倫駕崩。他死後，帝國也被手下的將軍們瓜分，其中東部地區由塞琉古·尼卡特（Seleucus Nicator）繼承（經過一系列戰爭後，戰敗的將軍們被清洗，他們的領地也被別人吞併）。塞琉古延續了亞歷山大大帝的統治方式，力求和治下的波斯人達成夥伴關係並下放了很多權力。但是他本人和他的繼承者們從沒停止過西征的野心，試圖透過征服埃及、小亞細亞、希臘，重現亞歷山大帝國的榮光。他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勝利但卻未獲全勝。相反，塞琉古帝國東部的一些地區發動叛亂並最終獨立。帕提亞帝國（大約相當於今土庫曼和伊朗呼羅珊省北部地區）就是其中之一，當地人一直過著古老的伊朗遊牧生活。
帕提亞是一個擁有馬背文化的民族，他們的軍隊幾乎全由騎馬的弓箭手和小規模的裝甲長矛騎兵組成。公元前250年至公元前80年，在經歷一些阻礙和挫折之後，帕提亞人終於將自身勢力擴充套件到塞琉古帝國的東部省份，並逐漸將塞琉古勢力擠出位於帕提亞王國和不斷東擴的羅馬帝國之間的中間地帶。羅馬帝國的早期東征既與希臘人不斷反抗塞琉古帝國統治有關（這些反抗者還包括大夏國的建立者，甚至是更東地區的人），又與方興未艾、有著巨大利潤的絲綢之路的商貿往來有關。絲綢之路貫穿希臘人定居的各個新興城市，它所帶來的商貿價值至少部分解釋了帕提亞早期的君主們為何如此重視與希臘人的友好關係，他們甚至用希臘字母並按照希臘設計樣式把單詞“philhellenon”（熱愛希臘人）刻在了本國貨幣上。像塞琉古人和阿契美尼德人那樣，帕提亞帝國依靠當地貴族或總督維持著統治。
塞琉古帝國被徹底消滅後，帕提亞人和羅馬人在敘利亞與安納托利亞半島東部開始了直接對抗。公元前53年在卡爾海（Carrhae，位於今土耳其東部）戰役中,帕提亞軍隊以少勝多，擊敗了由馬庫斯·李錫尼·克拉蘇（Marcus Licinius Crassus）率領的羅馬侵略軍。這場戰敗給羅馬人帶來了空前的恥辱，令其難以忘懷，也激發了日後羅馬的將軍和皇帝們不斷試圖從克拉蘇跌倒的地方站起來。起初，無人成功。直到116年，羅馬皇帝圖拉真（Trajan）利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抗擊帕提亞軍隊，併成功奪取首都泰西封（Ctesiphon），他自封“帕提亞的征服者”（Parthicus）來紀念這場勝利。對於帕提亞人和羅馬人來講，戰爭部分是為了奪取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北部、敘利亞和亞美尼亞廣袤富饒的區域，但更重要的則是為了尊嚴。泰西封只被短暫佔領，圖拉真的繼任者哈德良（Hadrian）放棄了整個東部佔領區。在隨後的80年內，羅馬人分別在164年和197年兩奪兩棄泰西封。
危機的不斷上演導致帕提亞帝國在224年徹底崩塌。帕提亞的末代君主阿爾達班四世（Artabanus Ⅳ）戰敗,一個新的王朝——薩珊王朝的君主阿爾達希爾（Ardashir）登上波斯王位。阿爾達希爾和他的繼承者們從不強調自己與希臘人之間有任何關聯，反而一再強調自己的伊朗人、波斯人、馬茲達教信徒的身份。阿爾達希爾之名取自阿契美尼德王朝一位重要君主——阿爾塔薛西斯（Artaxerxes）,而薩珊人與阿契美尼德人一樣，都來自伊朗的法爾斯省。薩珊人與神職人員有著密切的聯絡，阿爾達希爾本人還有多位祖先是祭司。阿爾達希爾和他的後人沙普爾（Shapur）在建立薩珊王朝之後的幾十年中取得了一系列對羅馬人作戰的勝利，彷彿以此證明他們比帕提亞人更有資格成為統治者。沙普爾最終在260年俘獲了羅馬皇帝瓦勒良（Valerian）。
幸運的天平在作戰雙方之間左右搖擺，但到5世紀中期，羅馬人和波斯人似乎達成了停火默契，因為他們共同面臨一個來自北方的新的威脅——匈奴。薩珊王朝幾乎覆滅，部分地區得以倖存也是因為匈奴人揮戈西進，轉而攻擊西邊的羅馬帝國。但匈奴人也只能算是薩珊王朝面臨的諸多危機之一，饑荒、疾病、苛捐重稅都推動著王朝走向衰落。關於這段時期的文字記載非常稀少，而且還是在許久之後才被記載下來。但這些危機卻促成了一場帶有共產主義性質的起義。這場起義由一位瑣羅亞斯德教的異教先知馬茲達克（Mazdak）領導。他對眾人宣揚說教，提出既然私有財產和對於女人的佔有慾望是導致世間一切罪惡的源泉，那麼解決之道必然是將所有財產和女人公有化（但前提是必須女人自己同意，基本沒有人會同意）。在起義發生之前，國內的貴族和祭司們可謂權勢熏天又自命不凡，所以國王曾一度同馬茲達克的起義力量結成同盟關係以打擊這群人。可是當國王的目的一旦達成，他不僅立即與馬茲達克分道揚鑣，還組織了一個（瑣羅亞斯德教、基督教和猶太教等）其他宗教領袖參加的公審大會來審判馬茲達克。最終，馬茲達克和他的追隨者都被處死。整個事態完結後，國內隨之形成了新的社會和政治秩序，國王在各個社會階層之間扮演仲裁者和擔保人的角色，平衡各個階層勢力並努力實現公平正義。一些人指出，這種社會分工與後來中世紀歐洲的政治形態具有相似性。中世紀歐洲君主也不斷強化土地權貴的社會地位以達到強化軍隊和增強王權的效果。
BBC紀錄片《波斯》截圖。
新型王權模式在霍斯勞一世·阿努希爾萬（Khosraw I Anushirvan）國王統治時期（531—579）達到頂峰。霍斯勞國王以他公正和睿智的統治而聞名。他不但驍勇善戰，還鼓勵發展科學，崇尚學習，組織收集並翻譯來自世界各地的文獻。回首歷史，他在位時期後來（伊斯蘭教在伊朗普及後）被譽為黃金年代，而薩珊王朝的治理模式在他統治時期也最終定型。在這種理論中，戰爭的勝利來自神的恩賜，並給予國王一種王室榮譽的光環，顯示出他統治的正當性。但這種權利是有條件的——若國王施以良政，他的子民就會興旺發達並支援其統治，國家稅收豐盈，兵強馬壯，形成良性迴圈；反之，若國王施以惡政，則民生凋敝，稅收減少，國弱兵疲，國王最終將失去統治權（farr），形成惡性迴圈。他還會輸掉戰爭，神將青睞反抗他和篡奪他權力的人。關鍵在於正義與良政。這些在薩珊王朝最後一個繁榮時期提出的施政理論（即使從未成為現實）在阿拉伯人征服伊朗之後，特別是750年後的阿巴斯(Abbasid)哈里發時期，又被重新解讀和接受，成為整個伊斯蘭世界在幾個世紀中最有影響力的施政理論。
7世紀早期，薩珊王朝和東羅馬帝國（後人稱之為拜占庭帝國）戰端重開並步步為營，幾乎重現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疆域。可惜好景不長，拜占庭軍隊捲土重來，一舉攻入薩珊王朝腹地，於627年在尼尼微（Nineveh）大敗薩珊軍，波斯人之前的所有勝利都付之東流。戰爭引起的武力衝突，對貿易活動的破壞，所帶來的饑荒和疾病的傳播，對於水利設施的嚴重破壞和譭棄導致的永久的耕地流失，都給雙方造成了巨大的破壞。一般認為，這種破壞導致的薩珊王朝和拜占庭帝國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有利於穆斯林在632年伊斯蘭教先知歸真後在這一地區的迅速擴張，這也改變了伊朗歷史的發展程序。
為什麼穆斯林能迅速征服伊朗？
伊斯蘭帝國能夠迅速擴張的原因之一是周邊國家在先前的戰爭中國力消耗嚴重，而另一個主要原因則在於伊斯蘭教這一新生宗教給予阿拉伯穆斯林軍隊的強大凝聚力和堅定決心。伊斯蘭教早期歷史對於伊朗的重要性，在於它解釋了伊朗如何一步步成為一個伊斯蘭國家，也解釋了什葉派的起源問題。當今大部分伊朗人都信奉什葉派。
大約從613年起，先知穆罕默德開始在麥加宣講伊斯蘭教啟示。由於在麥加受到反對和迫害，他和他的追隨者們在622年前往麥地那，他在那裡被擁戴為伊斯蘭教信眾的領袖，同時也教化很多當地人皈依了伊斯蘭教。隨著麥加人在630年的投降，穆罕默德與麥加之間的戰爭以勝利告終。到632年穆罕默德歸真之時，阿拉伯半島上絕大多數人都已皈依伊斯蘭教。穆罕默德死後，他的追隨者們發生分裂，艾布·伯克爾（Abu Bakr）成為穆斯林的領袖哈里發，他透過發動一系列針對周邊非伊斯蘭教徒的戰事來增強自身內部的團結。當然，戰爭的另一動機是傳播伊斯蘭教和歸化新教徒。而伊斯蘭教擴張的速度甚至可能令阿拉伯人自己都大為吃驚。僅僅20年間，他們就對拜占庭和波斯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並佔領了埃及、巴勒斯坦、敘利亞，以及之前的薩珊王朝所有中心區域的領土。拜占庭勉強將其在安納托利亞半島大部和其他西部幾個省的統治維持到11世紀，而薩珊王朝及其帝國則土崩瓦解。瑣羅亞斯德教開始衰落，並逐步淪為一個少數派宗教。穆斯林把不得使用武力迫使異教徒皈依定為一條戒律，但經過幾個世紀後他們發現，皈依一個佔統治地位的宗教確有其必然的優勢。此後的幾百年裡，伊朗人主要被來源於外國的王朝和貴族統治。
對於阿拉伯人來講，征服外族和成功後的喜悅讓他們有了共同目標。然而整個穆斯林團體內部也存在著嚴重的分裂，而征服帶來的所有結果和巨大財富又產生了更多的問題。縱觀基督教歷史，東正教和天主教的分裂，以及後來天主教和新教的分裂都是很久以後才出現的，並且很大程度上都是緣於神學觀點的不同。與之相比，伊斯蘭教什葉派與遜尼派的對立在穆罕默德先知歸真（632）後就立刻產生了，其核心矛盾是領導權問題。
穆罕默德歸真後，其追隨者當中的一群關鍵人物認為他的女婿阿里應該成為新哈里發，而不是艾布·伯克爾。這群人後來成為什葉派，又稱阿里派。艾布·伯克爾去世之後又經歷了兩位繼承人，阿里才終於成為哈里發，但他的哈里發地位卻並不牢固。他於661年被哈瓦利吉派（Kharijite）的成員暗殺，因為他們認為阿里輕易地向敘利亞總督穆阿維葉（Muawiya）領導的敵人妥協，這種行為背叛了哈瓦利吉派。阿里死後，穆阿維葉成為新的哈里發，並建立倭馬亞王朝。什葉派（雖然這個名稱當時並未真正出現，但為了方便理解，稱這群人為“什葉派”也並無不妥）認為哈里發應由阿里的後代（當然也是穆罕默德的後代）繼承，而不是由穆阿維葉或倭馬亞人擔任。
BBC紀錄片《波斯》截圖。
對外佔領帶給倭馬亞人源源不斷的財富，當政後的他們在很短時間內就收穫了生活奢靡和傷風敗俗的惡名。680年，阿里的兒子侯賽因（Hosein，穆罕默德先知的外孫）受到來自伊拉克庫法人的激勵，起來反抗倭馬亞哈里發葉齊德（Yazid），並率領一小部分他的追隨者向庫法進發。但在他們到達前，葉齊德的軍隊就在卡爾巴拉(Karbala)將侯賽因一行攔下。侯賽因拒絕投降，於是葉齊德軍將侯賽因和他的大部分追隨者殺害，並將剩餘隨從悉數逮捕。這是伊斯蘭教史上的重大事件。千餘年間，什葉派從未遺忘，並每年在阿舒拉節遊行來紀念此次事件。什葉派穆斯林和主流遜尼派［“遜尼派”名稱來源於“遜納”（sunna），即恪守先知穆罕默德言行的人］穆斯林之間的分裂自卡爾巴拉屠殺後進一步加深，矛盾也更加激化，這一狀態至今仍未改變。什葉派一直都是少數派（在當今全球穆斯林人口中，什葉派的數量不超過15%），並經常受到迫害，雖然偶爾什葉派也會掌權，其中比較出名的有10—12世紀位於埃及和北非的法蒂瑪王朝。多數遜尼派穆斯林（不僅僅是極端分子）將什葉派視為異教徒，認為他們對於阿里、侯賽因及其後人（什葉派伊瑪目。什葉派伊瑪目具有特殊含義，表示什葉派的宗教領袖及其道統的傳承者。——編者注）的尊崇是偶像崇拜式的，而且還有不可接受的多神崇拜性質。
什葉派穆斯林的核心城市是“聖城”納傑夫(Najaf，阿里下葬的地方）和卡爾巴拉，二者都位於今伊拉克境內,直到16世紀，伊朗都不是什葉派的主要控制區域。但是，薩法維王朝於1501年開啟之後，將什葉派定為國教，伊朗自此變成一個重要的什葉派伊斯蘭國家。伊朗什葉派穆斯林信奉的是十二伊瑪目派。他們尊崇阿里及其後人當中的十一人為伊瑪目，並認為第十二代伊瑪目從9世紀中期便已消失。他們認為第十二代伊瑪目並未死亡，而是會在世界末日之時重新現身（將耶穌託在其肩膀之上）。其他較小什葉派分支［最有影響力的是伊斯瑪儀派(Ismailis）］對於伊瑪目傳承有不同的信仰（本書其他地方提到的什葉派主要是指“十二伊瑪目派”）。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的分歧是一個重要問題，21世紀伊始，隨著政治伊斯蘭的興起，瓦哈比派和薩拉菲派等極端遜尼派勢力的抬頭，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之間的地區競爭的日趨緊張，什葉派與遜尼派之間的對立問題變得越來越重要。
BBC紀錄片《波斯》截圖。
伊斯蘭化前後的伊朗存在怎樣的延續性？
在7世紀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後，伊朗於11世紀遭受塞爾柱突厥人（Seljuk Turks）侵略，13世紀遭受蒙古人侵略，14世紀末遭受帖木兒（Timur）和新一波突厥蒙古遊牧戰士的侵略。在幾個世紀中，伊朗絕大部分時間都受外族統治。所有的外族侵略都給伊朗帶來了破壞，至少是帶來侵擾，有一些甚至是毀滅性的。由於伊朗怠慢成吉思汗的使臣，成吉思汗一怒之下使用殘忍手段懲罰伊朗，1220—1221年蒙古人入侵伊朗，並徹底摧毀了伊朗的幾座城市。這些被摧毀的城市位於今阿富汗、塔吉克、土庫曼和伊朗呼羅珊省境內。這些東部城市一度因絲路貿易和覆蓋廣泛（耗時費力）的農業水利灌溉系統在內陸地區繁榮一時。其中一些城市如尼沙普爾（Nishapur）、圖斯（Tus）、巴爾赫（Balkh），還是許多著名詩人的故鄉和蘇菲派的中心城市。整個呼羅珊地區（中古時期曾包含以上所有區域）曾經是阿拉伯和波斯文化交織融合的首善之地，在此地曾創造出波斯語言、文學和科學發展的“黃金時代”。蒙古人和他們的附庸突厥人，在一些人口達到數十萬的城市中，例如梅爾夫（Merv）、烏爾根奇(Urgench)、巴爾赫，殺戮或綁架了幾乎全城人口，水利設施毀壞殆盡，大片高產的耕地變成了可供放牧的草場。還有一些城市雖被重建或部分重建，也僅僅是為了讓帖木兒大帝於1383—1385年再次摧毀。蒙古的多次侵略有效終結了自伊斯蘭教征服呼羅珊後所帶來的伊朗文明的繁榮發展。
但是，僅僅才過了幾代人，蒙古征服者們就皈依了伊斯蘭教，政府高層滿是講波斯語的伊朗人。早在塞爾柱人和阿拉伯人統治時期，伊朗人就證明他們對於新王朝和帝國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因為有大量伊朗人在政府中擔任書記員和官員。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的詩人、教士、文獻插畫家、建築師、各種手藝人等也是伊朗人，這些都令征服者相信，伊朗人在任何時候都是至關重要的。波斯文明並沒有被扼殺，而是不斷演變，換個地點繼續綻放。帖木兒入侵伊朗的幾年後，其子沙哈魯(Shahrokh)登基並遷都赫拉特。波斯文化復興並繁榮發展。
在國家伊斯蘭化後的幾個世紀中，在一波又一波的外族侵略中，伊朗的語言和文化仍然能夠保全下來，原因就在於不斷向侵略者強調自身文化影響力，乃至文化統治力。同時，這也說明在阿拉伯人到來之前，薩珊王朝文化就已經相當成熟並擁有高度的自信,一些社會階層也具有較高韌性和適應能力，特別是上流社會的德赫坎（dehqan）（即薩珊王朝和伊斯蘭早期的一類擁有土地的權貴。——編者注）階層，他們為薩珊軍隊提供騎兵，也受益於薩珊王朝倒數第二階段的君主制改革。
BBC紀錄片《波斯》截圖。
波斯語是在外族侵略中保持伊朗民族延續性的重要元素。對此的一種解釋是，波斯語透過變革、吸收、簡化，從而在國家伊斯蘭化之後以新的形式出現。另一種解釋是，當代波斯語是阿拉伯語和伊斯蘭教對已有波斯語產生作用所形成的一種新語言。當代波斯語比起薩珊王朝時期的波斯語在語法方面已有所簡化，幷包含了大量的阿拉伯語詞彙。這就好比當代英語從外族侵略者諾曼人所使用的法語中吸收了大量詞彙，並於中世紀末期最終形成一樣。在當代的新式英語出現後的幾十年中，莎士比亞出現了。同理，那些偉大的波斯詩人也隨著新式波斯語的誕生而將他們的才華展露世間。新型語言形式似乎都擁有一種內在能力去激發產生更新穎、更成熟、更細膩、更優美的表達形式。
這些最早期的詩人中就包括菲爾多西（Ferdowsi），他的鉅著《列王紀》（Shahnameh）主要著墨於伊斯蘭化之前的伊朗，涵蓋宗教、戰爭文化和君主的統治。在菲爾多西的時代，阿拉伯語詞彙在波斯語中已然司空見慣，但菲爾多西依然儘可能地在這本鉅著中避免使用阿拉伯語詞彙。在《列王紀》中似乎可以看到先前詩人達齊齊（Daqiqi）的作品和遺留自薩珊王朝時期作品的身影。達齊齊和菲爾多西都受薩曼尼德王朝（位於今阿富汗巴爾赫省）的資助。薩曼尼德王朝將波斯語定為官方語言，同時把鼓勵弘揚波斯文化和傳統定為國策。
菲爾多西和後來的哈菲茲可能是當代伊朗人最耳熟能詳的兩位詩人。在《列王紀》中所記載的故事，例如《蘇赫拉布和魯斯塔姆》（Sohrab and Rostam）、《霍斯羅夫和希林》（Khosrow and Shirin）、《畢揚和瑪尼耶》（Bijan and Manijeh）等，從過去的幾個世紀一直流傳到現在，在當今伊朗人中仍然家喻戶曉，故事裡所涉及的話語和各種表達方式依然被頻繁引用。和後世詩人一道，菲爾多西及其詩作在當代波斯語形成過程中起到的定型和規範作用就如同莎士比亞的《詹姆斯國王聖經》之於當代英語、路德版《聖經》之於當代德語、但丁的《地獄》之於當代義大利語一般。與此同時，作品還加強了伊朗人的身份認同感。
顯而易見，阿拉伯人的入侵中斷了伊朗歷史的發展軌跡，之後連續不斷的外族入侵給伊朗造成的創傷使得這種斷裂更加深化。但也必須清楚地看到，無論是薩曼尼德王朝、菲爾多西還是受阿拔斯王朝或其他統治者統治的伊朗大臣們，對於儲存伊朗民族延續性和薩珊王朝精神文化有一種強烈的需求，儘管過程艱難且前景黯淡，但他們仍十分成功地做到了。不僅如此，他們在繼承的基礎上又把波斯文化帶到了一個遠超以往任何時代的新的繁榮高度。
撰文｜[英]邁克爾·阿克斯沃西
摘編、編輯｜李永博
導語校對｜盧茜